“城东不斗少年鸡”——一辈子没完没了犯小人的文学大师
这是苏东坡的一句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老子不想奉陪你们，懒得跟你们这班小人玩了。”当然，这是对大师的妄议，但他用了“少年鸡”这个典故，百分百地含有这层意思，谅不会错。
据《苏轼诗集》卷十九诗注：“《东城老父传》云：贾昌年七岁，明皇召为鸡坊小儿长，至元和庚寅，年九十八矣。语太平事，历历可听。自言少年以斗鸡媚上，上以倡优畜之。”“五坊”，是唐代为皇帝饲养宠物的官署，同时，也豢养了一批为非作歹，蹂躏市井，糟蹋百姓，坑害良民的衙役。在韩愈的《顺宗实录》中：“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因此，“少年鸡”者，即为人憎恶的小人也。
试想，一位诗人，被小人陷害，扣他一个“以诗忤上”的骇人罪名，在大狱里关了一百三十天，最后，“摘帽”，或者“改正”，终于获释，走出牢门。可以设想，汴京城的拂面清风，灌汤包的扑鼻香味，马上就要过大年的愉悦气氛，以及他的追星族蜂拥而至的热烈拥趸，能不令他食指大动吗？能不令他诗兴大发吗？于是，就有了以上为题的诗句。
全诗为：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二)北
宋亡后，政府南迁，汴京文档，散失民间，幸亏南宋的朋九万这位有心人，悉力搜罗收集，我们才得以看到苏东坡收审刑供的实录。由于元丰二年(1079)的这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而乌台是都城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于是这本小册子遂名之曰《乌台诗案》，版行于世。这样，我们也就得知苏轼笔下的“少年鸡”为：一，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二，监察御史里行舒，三，国子博士李宜之，四，御史中丞李定。还有五，那位著《梦溪笔谈》的翰林学士沈括，至少在这次案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后人在阅读大师的时候，也会在夹缝中看到这些小人的名姓，时过境迁，这些曾经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整人狂，像蠹鱼一样，干瘪得只剩一层皮。我估计，后来的整人狂，命运未必会更好。所有制造文字狱的小人，都会被钉在了文学史的耻辱一页上，任人哂笑。
但我更钦敬诗人的一点，因诗入狱的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是先做出两首诗来，宣泄心头这股鸟气，敢于向自古而今，入狱只许规规矩矩，出狱不准乱说乱动的法则挑战。这胆识，这器度，值得为之鞠一大躬。
苏轼一生，可谓坎坷，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不幸者也算多了，但如东坡先生这样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忽喜忽忧者，还真是比较少的。他的境遇是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另一个同等量级的大文人王安石，从金陵来到汴京任神宗相那刻开始，便倒霉，而且一直倒霉到徽宗元符三年(1101)死时为止，一倒就是三十二年。
比起我们这干当了二十二年“右派”的作家诗人来说，大师的不幸可谓甚焉。然而如此，一辈子犯小人，一辈子在不幸当中，一辈子在他们的折磨下为文求生的苏轼，所留存下来的不朽，却是我们永远望洋兴叹，瞠乎其后的。在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里，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我们连给大师拾鞋的资格都不配。
但是，苏轼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把他的文学，他的政治，和这个国家，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黎民百姓，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自有文学以来，自有诗人作家以来，从跳汨罗江的屈原开始，就在血管里流动着这种忧国忧民的基因。当我们回过头去，历数苏轼的倒霉史，会发现，他在政治上总是采取“右”的立场，更多是为人民大众着想，因此，才受到过激势力的清算、排挤、镇压和处置的。
这也是所有正直文人不得好果子吃的原因。
其实，变法之初，苏轼在政坛上，与王安石并不是旗鼓相当的。如果，王安石只是一位政治家，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日子也许好过一些。如果，王安石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也无妨的，只要在文学的量级上略胜苏轼一筹的话，大师的麻烦会有，也许不至于这样一路倒霉下去。
但王安石之所以十分在乎他，百倍提防他，想方设法压制他，用尽心机排斥他，我认为，是文人的嫉妒心理，使得这位权臣，不但将苏轼视为变法之敌，更视为文学之敌。一直到最后，他下台了，他的余党，他的精神上的徒子徒孙，还搞了一次文字狱，想借神宗的手，要砍掉他的脑袋。所以，文人相轻，只是斗斗嘴皮子的事情，而文人相嫉，就很难预料会演变到什么地步了。
说实在的，“乌台诗案”中的打手舒、李定之流，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不过如时下文坛上那些立足未稳，探头探脑，乱抱粗腿，见神磕头的小玩闹而已。但别忘了，舒是一个擅长小令的词家，李定也是与作《梦溪笔谈》的沈括，经常唱和的诗友，也是冠盖斯文，骚人墨客之流，求名之心，争胜之意，对于名震海内外的苏轼，那由嫉而恨，由恨而整的感情，与王安石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次是这四位其实也一把胡子的“少年鸡”，加上那似乎不应是小人的沈括，联手起来，要除掉这位大师。他们急了，要是这棵大树长到顶天而立的地步，还有他们的活路吗？小文人要算计起大文人来，那绝对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将刀一直攮到心窝里，使其立即毙命的。
幸好，宋神宗赵顼，还算清醒，刀是举起来了，但没有落下来。
要是换个皇帝试试，苏东坡早就没命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一中，这位出狱的乐观主义者，如此写道：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吵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在中国文祸史上，乌台诗案，是唯一以喜剧收场的文字狱。如果，那些小人得手，如果，神宗真的被激怒，如果，中国文学没有了苏东坡的话，这座壮丽的文学华厦真有坍了一角的感觉。
作者:李国文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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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挂面 于 2007-8-5 01:0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