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了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的故事。在书中，郭靖随蒙古军队出征，黄蓉暗中协助他用《武穆遗书》屡次化险为夷，最终帮蒙古大军攻破花剌子模都城撒麻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郭靖用所得赏赐做交换，救了城中百姓性命。小说刻画出了一个光辉的大侠形象，也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蒙古大军西征图。这是真实的历史还是金庸大师的虚构？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西征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其实，金庸在小说中所铺陈的大背景在历史中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在这个大背景中又加入武侠这一鲜活的元素，使得整个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惟妙惟肖、有血有肉。


杀害蒙古商队，处死蒙古使节，花剌子模激怒成吉思汗

　　13世纪初，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蒙古部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先后攻灭了草原上的多个部落。1218年，成吉思汗灭掉西辽，蒙古帝国开始与中亚国家花剌子模接壤。花剌子模人以经商著称于世。蒙古帝国兴起后，大批花剌子模商人来到蒙古，通过与蒙古人的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由于花剌子模商人贩卖来的珍稀商品引起了蒙古贵族们的强烈兴趣，成吉思汗曾专门降旨，命令在商路沿途设立驿站，保护花剌子模商人的活动，双方逐渐建立起了密切的贸易关系。此后，成吉思汗又命令蒙古诸王、贵族、高级将领、后妃们各自挑选两三名亲信，组成一支庞大的蒙古商队，前往花剌子模进行贸易。这支蒙古商队的规模很大，有四百多人和500头骆驼，携带有黄金、白银、丝绸、驼毛织品、海狸毛皮和黑豹皮等贵重商品。

　　当蒙古商队行至花剌子模边境的讹答剌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时，该城守将对蒙古商队的金银财物起了贪心，他先是诬蔑蒙古商队是间谍，随后又杀害了商队的全部成员，洗劫了他们携带的财物。商队遇害的消息传来后，成吉思汗立即派专使前往花剌子模交涉，要求交出凶手。花剌子模王摩诃末不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还下令杀害了成吉思汗派来交涉的使者。成吉思汗闻讯后十分愤怒，决心用战争来惩罚花剌子模，为商队报仇。


成吉思汗率军亲征，杀人元凶终被惩处

　　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20万蒙古大军出征花剌子模。花剌子模虽然拥有40万军队，又有精良的武器、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坚固的城池，但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蒙古军队首先围攻讹答剌城，不断向城里发射石块、火箭、毒箭。但讹答剌城墙高大坚固，守军据险坚守，蒙古军队一时难以攻破。于是，成吉思汗留下儿子察合台、窝阔台继续攻城，自己则亲率主力进攻花剌子模军事重镇不花剌。

　　1220年2月，成吉思汗到达不花剌，蒙古大军从三面包围了城市。随着成吉思汗一声令下，蒙古大军阵中炮石纷飞，成排的火箭射入城中。围攻三天之后，守城的将领看到蒙古军队骁勇善战，攻城很是凶猛，担心城被攻破，趁着夜色率2万士兵突围。成吉思汗立刻派骑兵追击敌军，彻底歼灭了这支溃逃的军队。次日，不花剌城宣告投降。为了报复抵抗过蒙古大军的不花剌军民和为战死的将士复仇，蒙古军队在掠取了不花剌的所有财物后，将这座美丽的城市付之一炬。不久，察合台、窝阔台也攻下讹答剌，他们抓到了下令杀害蒙古商队的花剌子模将领，用酷刑处死了他，又在城里大肆杀戮，替被杀的商队报了仇。

追击花剌子模国王，蒙古大军横扫俄罗斯、乌克兰

　　随后，成吉思汗开始进攻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麻尔干。为了抵抗成吉思汗，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增修了工程浩大的壁垒，调集了十几万波斯和突厥士兵协助守城，还找来20只战象助威。面对围城的蒙古军队，花剌子模军曾发动过几次反击，并出动了战象，但是战象却被蒙古军队的火器所惊，掉头冲入花剌子模军中，结果花剌子模在首战中惨败。初战失利后，花剌子模的士气开始瓦解，城中士兵纷纷携眷属及辎重出降，贵族和僧侣也潜入成吉思汗军营中商洽投降条件，并在得到蒙古人的承诺后开城投降。

　　蒙古大军进入撤麻尔干后才发现，摩诃末早已逃走，成吉思汗于是派大将哲别和速不台率军队前去追击。摩诃末不停地逃跑，最后逃到里海的一个小岛上躲了起来，侥幸逃过了蒙古人的追捕，但受到极度惊吓的摩诃末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不久后就病死在这座孤岛上。具有戏剧意味的是，追击摩诃末的蒙古军队并没有得知他的死讯，为了捉拿摩诃末，这支蒙古军队从里海南边攻入波斯和南高加索地区，此后又越过高加索山，横扫钦察草原、俄罗斯平原南部及乌克兰地区。

　　摩诃末死后，他的儿子扎兰丁纠集了一些残兵败将，企图继续抗击蒙古大军。1221年，蒙古军队在印度河畔与扎兰丁的部队展开了决战。灵活机动的蒙古铁骑再次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花剌子模的军队被彻底击溃，扎兰丁逃入印度。1223年，成吉思汗率主力部队东返。由哲别、速不台统领的部队也在击败了斡罗思（俄罗斯）诸国王公与钦察人的联军后退兵，大军渡过伏尔加河，经由里海、咸海以北与成吉思汗会师，一同回到蒙古，第一次西征取得胜利。

历史上的郭靖与成吉思汗无关，因不肯降金投江自尽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所描写的成吉思汗西征的宏大场面，有相当部分符合史实。但小说中关于郭靖和黄蓉的内容，则大部分出于虚构。据考察，历史上的确有郭靖这个人。据《宋史·忠义传四·郭靖》记载：郭靖是四川嘉陵江地区一个地方土豪的护卫队首领。1207年，当地宋朝官员吴曦投降了金国，郭靖和当地百姓却不愿降金，于是舍弃田地房屋，带着老人和孩子，顺着嘉陵江迁徙。吴曦派出军队阻拦，想把这些百姓赶回家。郭靖对此悲愤异常，他对弟弟郭端说：“我们家世代都是大宋的子民。自从金人入侵我边界，我兄弟二人不能以死报国，反而避难入关。现在又被吴曦驱赶回去，我不想舍弃汉人的衣冠。我宁愿死在这里，做赵氏王朝的鬼。”于是投江自杀。


　　郭靖大义凛然的形象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倒是如出一辙，只是这个侠义人物死得太早，在他死后十几年，成吉思汗才率军西征。因此，真的郭靖并不像金庸笔下的郭靖那样风光八面，在蒙古大军西征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更是子虚乌有。至于黄蓉则完全是虚构的，是金庸为了演绎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塑造的一个鲜活人物。▲


《环球时报》 (2006-06-12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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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中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暮年成吉思汗年老体衰，他闻听“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有养生长寿秘诀，便派人下诏请丘处机前往汗帐，想向他讨教长生之术；丘处机欣然应命，率领门徒不远万里前往西域大雪山，向成吉思汗进谏治国之本。那么，历史果真如此吗？

　　在小说中，为了突出郭靖的大侠形象，金庸将丘处机的“西行”处理得并不突出。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丘处机师徒这一路却颇不平凡。他们历经磨难，甚至付出生命，最终得以面劝成吉思汗体恤百姓，解救万千黎民苍生。可以说，丘处机的贡献恐怕要比郭靖大得多。

被传活了３００岁
　　丘处机生于1148年，山东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1217年，他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当时，由于战乱纷繁、民生疾苦，很多人为寻找心灵寄托纷纷加入全真教，全真教在北方声名大振。而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发童颜、碧眼方瞳，于是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

　　此时的大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300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1219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丘处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为此，他曾先后拒绝过金和南宋的邀请。但丘处机审时度势，认为蒙古统治者很有可能一统天下。为了全真教的发展，他最终决定应诏。同时，他也想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大汗少杀无辜。

弟子命丧西行途中

　　1219年腊月，丘处机带领尹志平、李志常等18位弟子从山东启程西行。次年2月20日，他们抵达当时蒙古统治下的燕京（今北京），当地官吏、士庶、僧道纷纷前往卢沟桥迎接这位大汗请来的神仙。而求丘处机题字签名的平民更是络绎不绝，他们希望有了丘处机的墨宝做护身符，就能免受蒙古大军的烧杀抢掠。

　　此时，率军西征的成吉思汗却越行越远，丘处机眼见在燕京见不到成吉思汗，便上书《陈情表》表明自己年事已高，并无治国才能，盼望能等大汗东返后陛见。刘仲禄以为丘处机是在讲条件，就建议选一些漂亮女孩随行，没想到这一下子激怒了丘处机。刘仲禄慌忙派人将情况告知大汗。成吉思汗则再次下诏恳切催促丘处机西行。1221年2月8日，丘处机不顾年迈体衰，踏上万里征途，向塞北高原挺进，开始了一年多的西行之旅。

　　当丘处机到达成吉思汗四弟斡辰的驻地贝加尔湖时，斡辰也想向他请教延年益寿之事。没成想，正当丘处机准备向他讲授之时，突然风雪大作，斡辰大惊，认为是自己想抢在大汗哥哥前面得知长生秘术引起了天怒，于是只好作罢。

　　西行途中的艰苦更不必说，他们时常要受到沙尘暴、流沙的袭扰。艰难的时候，车子陷到流沙里，马儿停滞不前，人想挪动一步都很困难。丘处机的随行弟子之一赵九古甚至病死在了西行路上。

相处一载，神仙传道

　　1222年初夏，丘处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丘处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丘处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

　　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丘处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丘处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虽然丘处机开出的这些“秘方”并非成吉思汗真正所需，也没有完全得到他的认可，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残酷杀戮。康熙帝曾对此赞道：“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解救数万黎民百姓

　　到1223年春，丘处机已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思念故土，丘处机决定东归。3月，大汗依依不舍地与丘处机辞别，并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派人率骑兵五千护送他返乡。

　　归心似箭的丘处机仅用了4个月就走完了来时的路。成吉思汗也传来圣旨，询问他归途是否顺利、现在住得合不合适，并说：“朕常念神仙，神仙勿忘朕１后来，成吉思汗又赐给丘处机虎符玺书，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从此，丘处机得以弘扬全真教、广建道观，掌管天下道教，取得了相当于蒙古国国师的地位。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还解救了大批中原人，使两三万被蒙古掠夺为奴的人重获自由。

　　1227年，丘处机病死，时年79岁。他死后，弟子李志常编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了这段不平凡的旅程。由于丘处机的足迹遍及今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该书也成为后人研究13世纪中亚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问世。（金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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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祖师是来华印度僧人中最著名的，图为达摩祖师画像。

　　小说《神雕侠侣》中有一个情节：杨过身中情花之毒，危在旦夕，一灯大师的师弟——一位天竺(印度)胡僧专程到绝情谷寻找解药。他认为一物克一物，“毒蛇出没处必有化解蛇毒的草药，而配制情花解药所需的药草，主要的一味多半也会生长在情花之下”。后来，他终于在临死前发现了情花的克星——断肠草。另外在《天龙八部》中，去少林寺盗经的波罗星和哲罗星也是天竺僧人。金庸笔下的这些人物虽然难以考证。但从秦汉开始，陆陆续续来中国的天竺高僧确实不少，其中有许多身怀绝艺者。

汉明帝梦见佛陀，派特使请天竺高僧来华

　　传说，秦始皇时代就有印度僧人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华传教。秦始皇和印度阿育王是同时代的人，当时阿育王派遣一批“传教士”前往中国也是可能的事。此前的印度文献就提到过中国丝织品，梵文里有关丝的词，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asuka(丝织衣服)等，都和Cina(中国)一词相关。可见秦始皇之前，中国与印度已经有了往来。

　　但多数人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时期。相传汉明帝“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行殿前”。他传问群臣：“此为何神？”有人回答说，此神即“佛”。明帝于是派遣大臣蔡愔、秦景出使天竺寻佛取经。公元67年，蔡、秦二人取回佛经佛像，并与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一起东回洛阳。第二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西面，按照当时天竺佛教寺院的样式为两位印度僧人建造了白马寺。

达摩与梁武帝不欢而散，“一苇渡江”开创中土禅宗

　　在所有来华天竺高僧中，名气最大的大概要数达摩祖师了。少林寺的镇寺之宝《易筋经》据说就是达摩留传下来的。他不仅是中土禅宗的初祖，还是名扬天下的少林武功的祖师爷。

　　传说达摩是印度香至王的第三子，也是释迦牟尼的第28代弟子，即印度禅宗的第28代祖。有一天，达摩向他的师父求教说：“我得到佛法以后，应到何地传教？”师傅说：“你应该去震旦(即中国)。你到震旦以后，不要住在南方，那里的君主喜好功业，不能领悟佛理。”

　　达摩遵照师父的嘱咐，收拾行囊，驾一叶扁舟，乘风破浪，花了3年时间，历尽艰难曲折后，终于到达广东。梁朝的地方官得知后，急忙禀报朝廷。崇信佛法的梁武帝立即派人把达摩接到金陵（南京），但由于与梁武帝在佛法方面的见解不同，达摩不久后就离开南朝，渡江北上。

　　使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是，达摩渡过长江时，并不是坐船，而是“一苇渡江”——踩在一根芦苇上面就渡过了长江。于是，不少人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达摩的武功高强。其实，“一苇”并不是一根芦苇，而是一大束芦苇，是芦苇做成的筏子。唐代儒家大师孔颖达也曾特意解释说，“一苇”就是筏子，不是一根芦苇。不过能以芦筏渡过烟波浩渺、白浪滔滔的长江，至少说明达摩的胆气过人。

　　达摩过江后，辗转来到了河南的少林寺。说起少林寺的起源，则与另一位天竺高僧有关。北魏孝文帝时期，天竺僧人跋陀来中国传教，孝文帝就在少室山脚下的一片茂密的树林里，为他建起了一座寺庙，少林寺因此而得名。

　　不过，达摩没有直接进入少林寺，而是住进少林寺南五乳峰山腰一个石洞里，面壁九年。据说达摩面壁时纹丝不动，一只燕子以为他是一块石头，在他的肩膀上筑了一个窝。最后，少林僧众把他请入寺内，奉为寺主。从此，达摩开始弘扬禅法、创立了禅宗和少林功夫。达摩走后，少林僧人在洞中发现了一个铁盒，铁盒中有两部奇书：《易筋经》和《洗髓经》。从此，少林寺作为禅宗道场和武学圣地而名震天下。

　　关于达摩的晚年去向一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称他中毒而死，葬于熊耳山。这是所有武侠爱好者所难以接受的，很难想象武学修为登峰造极的达摩会中毒。第二种说法是“只履西归”，传说北魏的使臣曾在葱岭遇见达摩，当时达摩手里拿着一只鞋，翩翩西行。这就很好理解了：达摩老祖远离故土，在万里之外完成了弘法传道的使命后，当然想回老家看看。

译经累、思乡苦，唐代天竺僧很郁闷

　　到了唐朝，从天竺到中土的僧人更多了。唐中宗初年，天竺高僧般剌密谛秘密把《楞严经》偷运到中国。据说印度很珍视《楞严经》，禁止外传他国。但般剌密谛不仅将它偷运到中国，还将它翻译成了中文。

　　另外，这位高僧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把少林寺的《易筋经》译成了中文。原来达摩留下的两部经书都是用梵文写的。《洗髓经》由精通梵文的二祖慧可翻译成中文，但武学宝典《易筋经》却一直难以翻译。中宗初年，携带《易筋经》的少林僧人在峨眉山巧遇这位天竺高僧，在他的大力帮助下，这部当世无双的武学奇书才有了中文版。

　　其实，唐朝时，来华的天竺高僧绝大多数都做这种译经工作，他们或介绍传译中国未流行的佛经，或重新根据梵本翻译旧有的经典。为适应译经活动的需要，唐朝甚至在一些名刹广设译场，设官分职，使其各有所司。

　　为了来中国传经，天竺僧人在荒漠中孑然独行，往返一次几乎要耗尽一生的年华。而来华之后，又要长年累月地艰苦译经，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当时就有诗描述说：“空林衰病卧多时，白发从成数寸丝。西行却过流沙日，枕上寥寥心独知。”充分反映了天竺僧异乡染疾的幽苦情状和思念乡土的孤寂心怀。

　　唐代来华的天竺僧大约为30人，明确记载下落者12人，其中只有4人返回了故乡，其他8人则郁郁而终，长眠在中土大唐。他们的译经活动大大推动了天竺与唐朝的文化交流。

传教兼治病，天竺医僧名留史册

　　现在看来，来华的天竺高僧大都具有传奇色彩，有的则被神话了。这大概与人们对异域文化的崇拜心理有关，也和这些天竺僧在华期间行善积德、给人们留下了良好印象有关。

　　与金庸小说中的描述一样，来华的天竺高僧精通医学是确有其事。宗教往往对医学予以不同程度的重视，佛教亦不例外。有人甚至认为，印度医药学就包含在佛学体系之内。印度的一代医王耆婆最后也皈依了佛教。

　　作为“借医弘道”的手段，医学对佛教在华的早期传播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史料中常常有“胡僧”(天竺僧人占多数)的行医记载，他们实际上就是小说中一灯大师的师弟天竺胡僧的原型。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佛教医学擅长药草知识和外科手术。因此，小说中天竺胡僧能想到用草药医治情花之毒并最终找到断肠草，也是合情合理的。

　　毫无疑问，金庸是借用了天竺高僧到中国的记载，丰富和充实了他的武侠小说内容。不过，要说到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只能是金庸大师天马行空的臆造罢了。▲


《环球时报》 (2006-06-14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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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承志避难浡泥国

让次要人物率先出场是金庸小说的一个特征，目的在于引出重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在《碧血剑》第一回，金庸首先讲述了一个生活在东南亚浡泥国（今文莱）的中国人张朝唐的故事。张朝唐的先辈很早就扎根东南亚，经过多年奋斗，张氏家族在当地经营得兴旺发达。为了给家族争光，张朝唐前往祖籍福建参加科举考试。他到中国时，恰逢明朝灭亡、清朝刚刚建立统治之时，各地反清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堪。在途中，张朝唐遭遇劫匪，在走投无路时被几个隐居乡间的农夫所救。这些人其实是明朝抗清将领袁崇焕的旧部，他们肩负着抚养小主人袁承志和重树反清大旗的重任。就这样，张朝唐与小说主人公袁承志相识了，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在小说最后一回，已成为民间抗清领袖的袁承志看到反清复明的大势已去，觉得自己空有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却无安邦救国的权谋韬略，自己又不愿落草为寇，不禁有些心灰意懒。这时，他回想起张朝唐说过浡泥国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便产生了避难海外的想法。随后，他召集一帮同道中人从山东乘船前往东南亚，到达“浡泥国左近大海中的一座岛屿”。他们赶走了盘踞在那里的红毛海盗，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其实，袁承志避难海外的例子并非金庸独创。明末清初小说家陈忱曾写过一部《水浒后传》，描述了以阮小七、李俊为首的一批原梁山好汉，因不堪奸臣恶霸的欺压，纷纷再次造反，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出逃海外。后来，他们在暹罗（即泰国）成就了一番大业，李俊最终成为暹罗国主。这些情节虽属虚构，却同《碧血剑》一样反映了当时不少中国人避难东南亚的现实。这些中国移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人”、“明乡”遍布东南亚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以前，已有少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的华侨更多了。到了明朝和清前期，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剧增。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逃避战祸或政治避难。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祸的普通百姓和失权没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就长期承担了中国移民避难所的角色：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特别是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３０００余人、战船５０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桂王朱由榔）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


华人血汗成就东南亚盛景


移居东南亚的这些避难者大多是贵族、军事将领、知识分子和巨商富贾，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社会的精英，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有不少是掌握一定技术的工匠。他们为当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上川率领官兵历经１０年把同耐河到湄公河的广袤土地开垦为越南一流的良田，并兴建了一个城镇“堤岸”，将该地区发展成远东最大的大米市场。这些华侨深得越南人的敬重，被尊称为“伯父”。


华侨还开发了东南亚的工矿业。在印尼加里曼丹，特别是三发一带，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就连马来亚的英国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精力和事业成就了今日的马来亚。”


还有许多华侨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海外贸易的侨居地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侨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行当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华侨的传播，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明代的菲律宾成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番薯、烟草等拉美农作物经这里传入中国。


至于小说中主人公袁承志是否到了东南亚，则无法考证。但金庸先生借用当时大量中国人避难东南亚的历史大背景，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归宿，既赋予小说历史的厚度，又让人感觉亦真亦假，其驾驭历史知识的能力和绝妙笔法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环球时报》 (2006-06-15 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