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6—1795年（乾隆间）

　　乾隆帝多次下诏征书，为历朝历代之最。其采取奖励、题咏、记名等切实有效措施，致各地藏书家和书肆纷纷呈献所藏，遂使天下图书云集京城。如对于进献精醇之本者，由皇帝御笔评咏题识于简端，优先发还；对私人进书百种以上者，奖励内府刻书，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谕令进书500种以上的浙江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家，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以为好古之劝；进书100种以上的纪昀、黄登贤、励守谦、周厚 堉、汪如藻、吴玉墀、孙仰曾等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1部，以示嘉奖；对负责采集图书有突出成绩之地方官员，也注明“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收藏珍善本较多的大藏书家，则尊重有加，指派大臣亲往抄录其书。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图书总数便达13500余种，内容则四部俱全，无所不包，各代版本皆有，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时内府藏书并不丰富，缺漏较多，乾隆帝遂多次降旨，饬内府及内阁藏书处，四处遍查旧版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如有家藏旧本尽速进呈，以便颁发校勘。又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版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补其缺遗，正其错误。又因前翰林院侍讲学士何焯曾博访宋版，校正《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遗讹，于是求下江苏巡抚向其家索取原书，照式改注，别本送馆，原本仍还其家，毋得损坏……。

　　乾隆帝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段，广泛查禁“违碍”、“悖逆”之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亦是前所未有。其在位60年，禁毁书籍约3100余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

　　乾隆、嘉庆皇帝大力提倡书院，使书院藏书之风再次兴盛起来。一般书院都置办藏书，供师生披阅研究。大书院重修或新设藏书楼，以庋藏大量的经史百家书籍。其书楼名称繁多，有书库、书楼、御书阁、御书楼、经正阁、万卷楼、藏书楼、藏书阁、藏经阁、尊经阁、冠冕楼、芸香楼、云章阁、 稽古阁、书接廨、藏书馆、博文馆等等。

　　1736年（乾隆元年）

　　乾隆帝于礼部复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是年三月十三日，颁《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会府学、书院，及府、州、县学。

　　准奏将圣祖《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书发20部，储于太学，刊示诸生。

　　议准将圣祖仁皇帝《律书渊源》颁发直省书院庋藏。

　　1737年（乾隆二年）

　　九月　颁康熙《御制文集》、雍正《朱批谕旨》及乾隆《乐善堂集》各10部于官学；又准奏将乾隆《日知荟说》及《乐善堂集》各40部，赏发国子监诸生传诵。

　　1738年（乾隆三年）

　　据《书坊禁例》载：是年乾隆议准，“查定例：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一如康熙五十三年上谕之规定。

　　《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是年刻成。雍正十一年（1733），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辑底本，正式开雕于雍正十三年（1735）。全藏共收佛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折装本。该藏版式仿照《永乐北藏》，内容上也基本按照《永乐北藏》复刻，只略有增减，属南方系。此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相对稀珍。次藏版片一直保存至今，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唯一版片尚存者。

　　1744年（乾隆九年）

　　乾隆帝敕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阅毕即于昭仁殿列架庋置，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故事之意，亲笔赐名题额“天禄琳琅”。其收藏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达1081部、12258册，仅宋版子部即达63部。善本重新装帧，华丽划一，典雅庄重，便于保藏。经、史、子、集各部皆以不同颜色锦绨为面，每册首页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末页盖“天禄琳琅”朱文方印。此举开创了内府设立善本专门书库之先例。

　　是时，有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分藏《四库全书荟要》各1部，南熏殿、紫光阁、南书房等处亦多有藏书。

　　盘山行宫即静寄山庄建成，位在北京至东陵中途，是清皇家园林之一。自乾隆迄光绪，园内主要有太古云岚、四面云山、智仁乐处、池上居、养虚斋等殿阁亭楼储存各类书籍。此外，园内库贮书籍也不少，其中包括由接要楼、清音斋、澹怀堂、丫髻山等处运至盘山行宫庋藏之典籍、图册。

　　朝廷复议书院之事。言：“（书院）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

　　1745年（乾隆十年）

　　乾隆帝在旧行宫基址上，廓香山为静宜园。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各殿堂皆有书籍陈设储藏。如绿云舫、栖云楼、凭襟致爽、多云亭、洒兰书屋、学古堂、太虚室、烟霏林秀、怀风楼、情赏为美殿、敷翠轩、丽瞩楼等处。所藏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部类。此外，兼有少量册页、舆图。

　1750年（乾隆十五年）

　　二月　御史王应綵奏：“……请敕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与旌奖。其书藏诸秘府，以为绩学之劝。应令直省各衙门，陆续采访进呈。”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建成，其间有众多楼阁亭馆藏有典籍，供皇帝及皇室人员使用、陈设。主要如勤政殿之藕香榭、玉澜堂、夕佳楼、宜芸馆、怡春堂，乐寿堂之后抱厦、东暖阁、竹所、九间殿，画中游之爱山楼、借秋楼，石丈亭，石舫，味闲斋，佛香阁之转轮藏、善现寺，梯云山馆，花承阁之六兼斋、东一间，治镜阁，鉴远堂之澹会轩、月波楼，写秋轩之东间、西间、圆朗斋、观生意，惠山园之澹碧斋、就云楼、岑华室、月濑、饮绿殿、曙新楼、云淙殿、洗秋，畅观堂之怀新书屋、西三间、南间、睇佳榭，藻鉴堂等。所存书籍以清代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各个部类，兼有少量御笔册页、舆图，反映出帝后的阅读旨趣。重要的如《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万寿盛典》、《开国方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渊鉴类函》、《艺文类聚》、《文苑》、《诗经》、《钦定全唐文》、《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御制全韵诗》、《康熙字典》、《钦定皇舆表》、《御制耕织图》等等。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清点时，剩余2943函又328本，集中归存于故宫仁寿殿和图书馆。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

　　正月四日　为修《四库全书》，颁降征书之谕，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又命将购访捐献各书叙列、目录、朝代、作者、提要等具奏。

　　诏访遗书令下后，各地藏书家被迫献书500—600种以上者有浙江鲍士恭等4家；进献100种以上者有江苏周厚堉等9家。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轮征书结束时，得搜访进呈图书数以万计，不仅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天禄琳琅”等宫内藏书处也因此添续图籍。

　　汪启淑有藏书处名“开万楼”，有藏书百橱。时逢乾隆搜访遗书，遂进呈图籍600种，御题刘一清《钱塘遗事》、许山高《建康实录》2种，并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　诏开四库全书馆，为乾隆朝一大盛事。命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官30员专司纂辑，并设办事翰林等作提调、司掌，以翰林院署内迤西房屋一区为办事之所，开馆纂修，俟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为此，各地图书纷纷云集京城，藏书家献书无数，抽删、禁毁书籍亦层出不穷。

　　二月　乾隆谕毁书事云：“昔我皇考，曾命臣子刊刻《续藏》，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核，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永乐序》、《讚文》等部。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称撤毁。所有经版书籍，均经一体芟汰。”

　　乾隆帝谕令中指示臣下，采访遗书要多向书商咨询、讨教。其云：“……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增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得悉圣谕，“江浙书贾皆踴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满车以归。”(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

　　五月　又重申前谕，展限半年，命各省着力查访，大规模汇集天下图籍，以利编纂《四库全书》。

　　是年，藏书家鲍廷博献家藏善本600余种，后被赐予《古今图书集成》1部。

　　满文大藏经开雕，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又名《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系根据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后雕造的。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是因为世上已有汉、藏、蒙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故弥补缺憾。此部大藏在北京雕版印刷，朱印，共刻经699种、2535卷、180函，而大乘律、论及小乘论等均未译出。现拉萨布达拉宫藏有完整全藏1部。承德原也有收藏，现下落不明。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十四日　高宗乾隆传谕，表彰为修《四库全书》而献书之私人藏书家。云：“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延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今阅各家进到之书，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多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钜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俾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六月　乾隆谕军机大臣遣寅著亲往天一阁范懋柱家察看其房间制作之法，书架款式，以及藏书方法等，以参考修造贮存《四库全书》之楼阁。并因其家进呈书籍最多，命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在圆明园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诗注，卷六二），次年告成，专为贮藏《四库全书》之用。

　　秋　为贮藏《四库全书》，于承德避暑山庄内，“卜高明爽垲之地”，仿照天一阁规模、布局、形式建造“文津阁”，阁前并修造日月池，次年夏季竣工。恰如乾隆帝所言：“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文津阁碑记》）

　　八月五日　命各省督抚采访遗书。谕称：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汇登州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惧涉干碍；而藏书之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复明切宣谕各督、抚等，“应将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讳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1775年（乾隆四十年）

　　为庋藏《四库全书》，高宗乾隆命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建“文渊阁”，于圆明园建“文源阁”，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内建“文津阁”（后二阁始建于1774年）。乾隆并为之作《文渊阁记》、《文源阁记》、《文津阁记》。据传，乾隆帝在文渊阁未正式动工修建之前（1774年冬）即撰成《文渊阁记》。而阁告竣《四库全书》尚未完成，为不使其闲置，命先各颁1部《古今图书集成》，贮于阁内；《四库全书》修成后，才相继入藏其中。

　　命大学士于敏中、尚书王际华等10人将昭仁殿所藏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重加鉴定整理，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即“前编”）10卷，是为首部官方善本书目，也是提要体古籍版本目录。全目收录善本书籍429部（一说实际为450部），计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其体例以图书刻版时代为次，一书两刻皆工者及一书两印俱妙者均并存收入。每书著录书名、函册、提要、印章及阙补等项，“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并叙述版刻年月，历代收藏家之时代、爵里、印记、授受源流和版本缺佚情况。尤其收载藏书印，不仅以前书目未见，其后亦未有如此详尽者，堪称书目编纂体例一大创举。该目完成时，适逢纂修《四库全书》，遂被列入该书史部目录类，并选入稍后诏纂之《四库全书荟要》中。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为贮存《四库全书》之用，然抄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亦颇可观”（乾隆《文津阁》诗注）。其他文溯阁、文源阁、“南三阁”一如文津阁，照式办理，亦先期庋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两淮盐政寅著获得乾隆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之《古今图书集成》后，奏请“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佛天一（阁）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帝允之，遂建文宗、文汇二阁。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镇江金山寺行宫左侧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建成后，先庋置《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扬州大观堂侧旁之藏书楼告竣，乾隆赐名“文汇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专用，先期则收存《古今图书集成》1部。

　　第二份《四库全书荟要》缮毕呈进，命藏于长春园含经堂东厢之霞翥楼“味腴书屋”。此地为圆明园属园，是高宗闲暇游憩之所，《四库全书荟要》缮就贮此，以备乙览。其与贮大内第一份基本相同，每册首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末页钤盖“味腴书室”印。此部书从入藏到被毁，存世时间仅80年。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　《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历时10年，所辑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文津阁本3503种，79337卷，36304册），亦有另说共收集从古代到当时之著作3470种，79018卷，分装36078册。先后进入四库馆参加编纂官员总计4186人。至是月二十九日止，第一份缮写告成，后又陆续缮写六份，分储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

　　七月　命再缮写三份《四库全书》，安置于江南藏书阁中。乾隆称：“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四库全书》总共抄成7部，分贮各地，历经百余年沧桑变故，被焚毁3部，尚存者3部，另1部残缺存世。

　　九月二日　命建杭州文澜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

　　于盛京（今辽宁沈阳）建文溯阁，同年落成，乾隆为之作《文溯阁记》。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清室甚看重岳珂所刻五经。是年，特辟“五经萃室”专以收藏，并御制《五经萃室记》。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二月　内阁接到关于南三阁之书准许士子领出传写上谕。称：“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

　　文源阁《四库全书》凡36000册，纳为6752函，加上《总目》、《考证》等，是年入藏园明园之文源阁。一同入藏的还有《古今图书集成》1部，凡552函。

　　1785年（乾隆五十年）

　　夏　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入藏承德避暑山庄，此时距文津阁落成已经6年。其装潢与文渊阁等全书相同，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用开化榜纸，朱丝栏，每半叶8行，每行21字。卷首钤“文津阁宝”印，尾页钤“避暑山庄”印，又钤“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小篆印。《四库全书》入藏后，热河总管大臣即指派专人经营，并仿文渊阁曝书之例，每年夏季抖晾一次。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对南三阁（即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为防“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分珍秘”，乾隆帝又谕旨重申，“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帝命复查文津阁《四库全书》。由纪晓岚率校勘人员前往山庄复查，其遗漏抵换诸书，请交武英殿、翰林院处查寻底本，俟回京赔写；其应换刻匣面，俟赔写书完后，仍赴热河携带工料，亲自监阅抽改。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正月十五日　命重排石鼓文10章，刻石鼓于太学及热河文庙，是为“乾隆石鼓文”。

　　五月二十三日　高宗乾隆下诏曰：“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又恐地方官吏对图书管理过严，明令准许士子到阁钞阅：“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各阁所藏图书种数、册数、函数并不完全相同，诸书记载互有出入。

　　1791—1794年（乾隆五十六—五十九年）

　　“乾隆石经”刻成，高宗为此亲书《告成碑文》一通。此石经为乾隆皇帝命以蒋衡所书楷体《十三经》为底本刻成，计刻石189枚，连同谕导共190枚，立于北京国子监内。碑两面均刻写经文，每面为1册，每册分数段，每段为1号。各经每编均单独起迄，不连刻。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纪晓岚复勘文津阁《四库全书》。结果仅经部即签出空白舛误1000余条。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

　　春　发现文源阁《四库全书》之《盐铁论》缺写卷末《杂论》1篇，遂调取文津阁本全书查对，查出错讹若干。乾隆帝命改正谬误，并复加勘校。

　　1797年（嘉庆二年）

　　十月　因天禄琳琅藏书益多，命彭元瑞依前编体例，更订《天禄琳琅书目》（即后编）。次年五月编成，为20卷，著录藏书6613部，其中著录宋至明五朝善本书659部、12258册，内中载录撰者、版本及收藏家题识等。

　　十月二十一日酉刻　禁中乾清宫由于太监用炭火不慎而酿成火灾，烧毁《永乐大典》正本。火势猛烈，又殃及弘德殿、昭仁殿，致使昭仁殿收贮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其后殿所贮宋版岳刻《五经》、乾清宫所贮历朝《实录》、《圣训》、《本纪》等重要书籍及弘德殿中所列书籍皆同罹浩劫。事后，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命内廷重建乾清宫，一年后完成。昭仁殿仍为藏书之所，并保留“天禄琳琅”之名。重新汇集藏书，收贮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600余部，数量反而较前为富。

　　1800年（嘉庆五年）

　　南京失火，两宋监本书版，以及明初洪武十三年（1380）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增补之所谓“三朝版”，焚烧殆尽。

　　1801年（嘉庆六年）

　　章学诚卒。是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兼史学家、藏书家。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观点。富藏书，校勘尤其精良。撰有目录学名著《校仇通义》，又撰《方志略例》，已成未刻，修知州、亳州、永州诸志。

　　1805年（嘉庆十年）

　　南京原国子监尊经阁被焚，明代所贮《十七史》、《十三经》、《通典》、《通志》、《玉海》等书刻版及三段碑、落星石，皆成灰烬。

　　1807年（嘉庆十二年）

　　重缮五朝《实录》成，命将原贮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旧五朝《实录》撤换。按清制规定，历朝《实录》告成时，由实录馆缮写大、小红绫本各2份，每份汉、满、蒙文各1部。首藏小红绫正本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次藏大红绫正本于皇史宬及奉天大内；再则藏小红绫正本于内阁。是年重缮本《实录》贮于东暖阁，西暖阁则改贮高宗《本纪》、《实录》。以后成为定例，前五朝《实录》藏东暖阁，后五朝至穆宗《实录》存西暖阁。

　　1834年（道光十四年）

晚清（1840─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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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1854年（咸丰二—四年）

　　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在江南征战，攻占城镇。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于是时毁于兵火。

　　1853年（咸丰三年）

　　三月　太平军建都天京（南京），设立“删书衙”和“镌刻营”，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删改刻印，并刊行太平天国出版物。命曾钊扬、何震川、卢贤拔等人负责其事，从南京、扬州招募镌字刻书工人400余人。陆续刊印出改定后的《四书》、《五经》等经书，以及太平天国军纪、教规、政令、条文、韵文和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所著《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目》、《英杰归真》等，15年内共印发30余种。

　　1858年（咸丰八年）

　　八月　据《陈设档》记载，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内所藏《四库全书》为103架、6144函；《古今图书集成》为12架、576函。二者合计115架、6720函。阁内秘籍满架，积书充栋，部次井然。以楠木制作之书架、书匣，散发出持久的馨香，弥漫于全阁。

　　英法侵略军洗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也遭劫难，化为灰烬。　　 贮藏在北京长春园味★书屋之《四库荟要》被英法联军焚毁。是于敏中、王际华等奉敕在《四库全书》中择出菁华，缮写而成，共收书464种。其按照《四库全书》样式，于1773年抄成两部。此一部化为灰烬，另一部贮存御花园摛藻堂，至今尚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文澜阁阁圮书散,丁氏兄弟忠义护书。是年太平军再度攻陷杭州城，毁坏文澜阁楼阁建筑，藏书大量散落。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冒生命危险，拾残收阙。遂于半夜潜入西湖之滨文澜阁中，把尚残留的1万多册《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800余捆，用马车运出城外。战乱过后，将古籍运至上海，其后又就城乡购求散佚库书，连同抢运所得，《四库全书》前后共得9000余册，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光绪皇帝传旨嘉奖丁氏兄弟，称其为“嘉惠艺林”之举。并要求二人继续搜罗散佚全书，遂有后来重建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佳话。

　　太平军攻入宁波城，当地歹徒乘机拆毁天一阁后围墙，偷运阁中藏书。之后论斤售与造纸商人，珍贵典籍再次遭殃。

　　1862年（同治元年）

　　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创建。为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主要培养涉外翻译人员，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藏书是广东、上海等地教师与翻译人员携带而来的各国书籍。后经多年积累，藏书逐渐渐丰富起来。

　　1869年（同治八年）

　　六月　武英殿火灾，延烧房屋30余间。书库中收藏有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和未入“存目”各种书籍，稀见的抄本、刻本尤多。相传火灾由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而致，使清康熙朝以来200年积聚藏书与书版皆付之一炬。

　　1881年（光绪七年）

　　文澜新阁建成，遂将丁氏兄弟着力保护的《四库全书》，以及谭钟麟从鲍氏“知不足斋”购得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送至文澜阁庋藏，分类排架，有焕然一新之感。丁氏兄弟另献出家藏《全唐文》，以充实阁藏。光绪皇帝亦为新阁题写匾额，并颁旨表彰丁氏兄弟保护文献的高尚品德，加封丁申四品官衔。谕旨曰：“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失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

　　1887年（光绪十三年）

　　同文馆设立正式藏书机构，即“同文馆书阁”。其有汉文经典等书300本，洋文1700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1000本。此书阁已经具备近代大学图书馆性质，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图书馆雏形。

　　1892年（光绪十八年）

　　郑观应撰《藏书》一文，载于《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其深感中国藏书处稀少，倡议将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应用到中国来，以开发民智，富国强民。文中系统宣传、介绍西方各国京都图书馆、博物院情况，及其藏书状况，强调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性。建议“宜饬各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由此“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郑氏的新式藏书楼观点及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作用，推动了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化。

　　1893年（光绪十九年）

　　翰林院奉令清查藏书，《四库全书》底本仅存1000余种，且虫蛀、残缺现象严重。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梁启超于《时务报》创刊号上撰文称：泰西（指西方国家）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即图书馆）。后于《时务报》第13期上进一步阐释曰：“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

    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遂主持撰写《官书局奏办章程》，第一条便称设立“藏书院”，要求总理衙门每月拨发官书局经费一千两银，做为官书局藏书院购置图书的主要经费来源。聘请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并委派专职司事和译官收掌书籍。藏书院具有官办背景，成立之后，又各处咨取书籍，搜求有用图书。所藏包括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以及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之书。藏书院对外开放，供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1898年官书局及其藏书院归并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奏办章程》、《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五月　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堂。提出建议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

　　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和《西书提要》，皆为介绍西书的提要书目。前者分上、中、下和附卷4卷，另有札记1卷，介绍了十九世纪末以前20多年来我国所译西书300余种，可视作十九世纪末期我国所译西书之总目。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叶昌炽所作《藏书纪事诗》6卷本于长沙雕版印行。为撰写本书，叶氏曾寻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名家，遍登著名藏书楼，搜集藏书家史实，阅读历代藏书书目，然后对每位藏书家各题绝句一首，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以歌颂藏书家业绩，传播精神于后人。该书纪事上起宋元，下迄清末，收录藏书家400余家，附见290人。此后叶氏又对此书加以订补，并校正江标刻本中排序错误，于宣统元年（1909）自己出资刊行了自刊本7卷。其卷7续补清末藏书家9家，附录23家。《藏书纪事诗》对研究中国藏书史、文化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亦被称作“中国藏书史诗”。其后仿作频出，可谓影响深远。

　　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

　　七月　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始筹建藏书楼。是年发布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亦是此意。……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章程》中还开列了藏书楼的经费预算：“建藏书楼费约二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王懿荣于北京首先在中药内发现甲骨文字，哄动全国。尝官至国子监祭酒，嗜好收藏，凡书籍、字画、金石文物无所不藏。往来于大将南北，访得稿本甚多，且鉴别精审。著有《懿荣藏龟》，为最早研究甲骨文字著作。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翰林院被焚，图籍遭殃。所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底本一部分遭焚毁，一部分被英、法、日、俄、德、意、奥侵略者掠走，还有的零星卷帙散落民间。其中《永乐大典》余仅300余册。至辛亥革命后，陆续丢失，只剩残帙64册。

　　五月　美国女图书馆专家韦棣华来到中国，后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员，文华图专教授，文华大学图书馆科主任等职，对创设中国早期图书馆学有特殊贡献。是年冬，韦棣华为约翰中学藏书室整理图书，并建立起较完善的编目制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帝俄殖民主义者在哈尔滨上号（今香坊）开办“松花江市图书馆”，位于中东铁路俱乐部内。1925年后并入中东铁路中央图书馆。

　　1902（光绪二十八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于京师大学堂内奏办“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其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言称：“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刊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将各种调取十余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并已译未译新书，均由臣等择定名目，随时购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奏办京师大学堂》）

　　十月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官（主管人）梅光羲正式到任就职。同时，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图书也运送到京，入藏于最初校址的地安门内马神庙前（今景山东街），和嘉公主旧第（亦称四公主府）之大殿后小楼房。这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正式创立，也是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之发端。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以官方名义征调收集各省官书局图书。当年便收到江苏、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官书局的大批图书，加之派人从民间采访的书籍，使藏书楼初建时图书总量即达78000册左右。（《国立北京大学廿年纪念册》）

　　同文馆书阁藏书归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批藏书，且被确定为译学馆中学习外语和翻译使用之专藏。

　　十一月　清廷议定《学堂章程》，其中在大学堂章程之“屋场图书器具章”中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要求设立图书馆经营官1名，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设立图书馆，并设掌书官，负责一切图书仪器等事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全国大学堂之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馆”，主管人称为图书馆经理官。此为我国官方文书中首次使用图书馆名称。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然当时人们仍习惯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称，“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才正式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浙江藏书楼”新址落成，并正式开放。楼址设在杭州城中丰乐桥大方伯里，建成后，将旧藏移入，并添购大批新书，扩充书藏，使之成为当时江南第一大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建成。创始人徐树兰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绍郡“中西学堂”，聘请中外教习，培养有用人才。然深感影响不广，范围有限，于光绪二十六年（1890）创议筹备“古越藏书楼”，徐树兰独家捐银8600余两，又筹款至32900余两，于绍兴城西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营造藏书楼。经3年筹备，终建成古越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次年向清政府立案。徐氏还订立《古越藏书楼章程》七章三十节，提出举办藏书楼以“存古开新”为其宗旨，认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分藏书为学部、政部两大类，其下各分24小类，突破四分法束缚，具有创新性。又规定图书按一定体系编号排架，借还图书“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由专人负责，读者须领取“对牌”（即读者阅览证），方能借书阅览。楼成之后，向政府立案，捐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次年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向社会开放，开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只可惜徐氏早于前一年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病逝。其子徐尔谷继承父志，主持开馆事务，并编印《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古越藏书楼”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开放，成为近代公共图书馆雏形。是年向清政府立案，并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

　　张元济开始筹建“涵芬楼图书馆”。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大量搜罗各家散出藏书，使其图书馆初具规模。此后历经20余载，搜求不辍，终成中国近代最大之私立图书馆。

　　三月　“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初期设于长沙定王台，1905年10月，正式定名为湖南图书馆。

　　八月　“湖北省图书馆”开办。馆址位于武昌兰陵街西侧，前模范讲演所。

　　1905—1907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三年）

　　日本人岛田翰于此时游历我国江南各大藏书楼。曾数登陆心源的“皕宋楼”，怂恿鼓动陆树藩售卖“皕宋楼”藏书。陆树藩最初索价五十万元，经过讨价还价，初步商定为25万两。之后岛田翰速返日本，与田中青山商量，劝说三菱系财阀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购买“皕宋楼”藏书。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由岛田翰撮合，以10万两价格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静嘉堂文库。湟湟汉文古籍东渡日本，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损失。

　　罗振玉写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比照西方诸国，提出建立国家图书馆之倡议。其言称“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同时还提出了择地建筑、请赐书、开民间献书之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建议。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六月， 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舶载东渡。此时陆氏已去世13年，其子陆树藩主持家政，因耽于安乐，保护不当，藏书已无往日辉煌，加上家道中落，欠债累累。日人岛田翰便怂恿其售卖藏书，经两年多讨价还价，终以极低廉的10万两价格成交，是为“皕宋楼事件”。15万卷藏书远离本土东渡日本，藏书界无不扼腕痛惜，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之惨祸”。

　　端方购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移至江南图书馆庋藏。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去世后，其子丁立中等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被要求出卖家产藏书以赔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闻知“八千卷楼”藏书将要散出，担心藏书重蹈陆氏皕宋楼流落异国之复辙，于是奏明清政府，延请江苏藏书家缪荃孙到杭州与丁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之侄）洽谈，最终以75000元的价格成交，收下了此批珍贵典籍。之后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移入其创议建立的我国最早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庋藏。

　　江苏巡抚端方筹设“江南图书馆”，举荐缪荃孙总理馆务。以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为主体，又陆续购进别家散出典籍，新印图书，并接收清廷拨发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使江南图书馆藏书日益丰富。1910年10月图书馆落成开放。

　　八月　“奉天图书馆”经奉天将军赵尔巽准许，由提学使张鹤龄创办。次年九月，“奉天图书馆”正式开馆。又次年馆内设“发售室”，陈列新旧图书，减价销售，备受读者称赞。该馆先后更名为：奉天公立图书馆、奉天市立图书馆、奉天省立图书馆、辽宁省立图书馆、奉天市公立沈阳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沈阳市立图书馆”。

　　十一月　直隶（河北）提学使卢靖（木斋）捐银5000两，建设“直隶省图书馆”。委托学务公所张秀儒筹办其事，购置书籍器具等，于1908年5月正式开馆，附设于天津直隶省学务公所内。1909年称“直隶图书馆”，馆址在保定莲花池书院。1913年移至天津市河北公园内，称天津直隶省图书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山西省图书馆”创设。位于省城学务公所西，藏经史子集图书1万8千余卷，科学书籍700余种。

    1909年（宣统元年）

　　学部奏请建立“京师图书馆”。其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称：“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

　　稍后，朝廷准学部奏请，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初定馆址为德胜门内净业湖暨汇通祠一带（今什刹海附近）。并决定将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旧藏及《永乐大典》残本，和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书籍等移交该图书馆收藏。同时，将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等家藏书籍移送京师图书馆，进一步充实馆藏。延聘著名目录学家、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该馆正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图书馆未建之前，借用北城广化寺为筹建办公地点。恰此时，清王朝将覆，近代革命开始，京师图书馆虽被正式列入政府日程，并大力筹建，但未能及时开放。

　　筹建京师图书馆一事，由学部大臣张之洞主持。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宣统元年）七月廿四日，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之设，经划已久，此折亦几经斟酌。是时，公病亟，学部虑公有不讳，此举必败于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入奏。”文中所言之奏折，即《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此项奏议于同年八月初五获清延批准，是为京师图书馆正式诞生之标志。

　　十二月　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图书馆建立的目的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其中还对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以及流通方法等作出了详细说明。这是我国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图书资料室建成，取名为“涵芬楼”。张元济将自藏图书大多移入此处收藏，且供人阅览。后扩大为“东方图书馆”时，“涵芬楼”成为庋藏善本书的一个专用书库。

　　二月　“河南图书馆”开馆。馆址位于开封刷绒街二曾祠（龙亭湖畔）。储藏古今中外新旧书籍1600余种，卷轴43000多件。1949年3月，改为“中原大学图书馆”。

　　三月　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奏准设立“山东省立图书馆”。次年1月馆舍落成，内中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1915年改为山东省公立图书馆，1929年改为山东省立图书馆，1935年10月新馆奎虚书藏竣工，1948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仍称为“山东省立图书馆”。

　　十一月　“云南图书馆”在昆明翠湖原经正书院旧址成立。曾接纳五华、经正、育才三书院藏书。次年筹设博物陈列所，1911年9月博物馆建成，遂改称“云南图书博物馆”。1927年改为“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后称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

　　“陕西图书馆”开办，附设于学务公所内。辛亥革命后，时办时停，并先后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等。

　　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于张之洞所办广雅书局内设立藏书楼。即将原广雅书院一部分藏书和广雅书局全部藏书公开阅览，内分藏书楼、藏版楼二部分。1912年6月改称“广东省图书馆”，1917年改为“广东省立图书馆”，1933年停办，将馆藏53000余册图书移交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广雅中学民众图书馆，1941年又于闽北曲江复馆。

　　广西筹设图书馆。由地方人士唐钟元、陈智伟等倡议募款设立，至1911年馆舍落成，定名为“广西图书馆”。

　　浙江巡府曾韫奏请扩充“浙江藏书楼”，并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为浙江图书馆。朝廷准奏，于当年7月改名开放。

　　张之洞卒。其为洋务派首领，任湖广总督时，创建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均于1904年开放。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亲自选定馆址，延聘缪荃孙为图书馆正监督。购入归安姚氏、南陵徐氏家藏，加上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藏书主体。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精通目录之学，写成《书目答问》一书，列举2200种书籍，是指引治学门径的书目。后人辑有《张文襄公全集》100卷。

　　1910年（宣统二年）

　　清学部经奏准正式委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

　　十月　“江南图书馆”正式建成开放。其由端方筹办，缪荃孙协助而成。后连续更名为：江南图书局、江苏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江苏大学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等。1929年10月，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建国后，与南京图书馆合并。

　　“甘肃图书馆”创设。甘肃省提学使陈曾佑在省城兰州筹办图书馆，于1916年5月正式开馆，定名为“甘肃公立图书馆”。1932年5月易名为“甘肃省立阅书馆”，1949年10月，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称为“兰州人民图书馆”。

　　“文华公书林”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美国来华女图书馆学家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武昌文华大学为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自1903年创办。因其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双重性质。其实行开架借阅制度与为较远读者送书上门的“巡回文库”制度，还举办公开演讲、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更多读者前来读书。

　　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捐款建筑“上海图书馆”。

　　1911年（宣统二年）

　　教育部派人从陆润庠家中取回《永乐大典》仅存之残帙64册。将60册移交京师图书馆，留下4册，置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以后不断搜讨，间有所获，1929年为80册；1949年建国时，北京图书馆藏原本110册。现今存世的《永乐大典》原本约370余册，共800余卷，分藏于世界各地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收集到的《永乐大典》730卷影印出版，其后又附印了《永乐大典目录》60卷。

佩服作者，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下国家图书馆和库本图书馆的来龙去脉，真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