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及拜占庭帝国的弹性防御战略初探——兼论宋夏洪德城战役(1092)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曾瑞龙


前言



战略作为历史文化的产物在90年代日益备受学者关注。本文打算以战略类型为中心，探讨北宋的国防战略。笔者选择弹性防御战略为主题，是基于这个战略类型较能解释北宋对辽、夏战争的防御作战，同时由于这个战略取向不仅为北宋所接纳，也出现在西方约莫同一时代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um Empire)。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弹性防御战略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概述北宋对辽、夏战争中弹性防御战略的构思和应用，作一个鸟瞰式的观察。第三部分讨论拜占庭拥有的类似经验，指出尼契科洛二世(NikephorusⅡ or Nikephorus Phocas)口述的《前哨战》(Skirmish—ing)一书与北宋弹性防御战略的相似要点。第四部分讨论元祐七年的洪德城战役，作微观分析。



一、弹性防御的概念


弹性防御(elastic defense，又名机动防御)是运动战处于防御形态下的一种积极战略①。一般来说，防御战有三种形式，即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纵深防御(defense in depth)和弹性防御②。前沿防御又可称为战线防御(perimeter defense)，目的是要拒敌于国门之外。纵深防御的意图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敌军占领和推进的困难，从而尽量减低其入侵的获益。弹性防御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上构成相对优势，击溃或歼灭入侵的敌军。


三种防御形态各有优劣。前沿防御采用最直接的途径来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若我们同意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Carlvon.)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3），那么防御战的政治目的自然是保护国家免遭敌人蹂躏。由于成功的前沿防御可免国土遭受战祸涂炭，很多国家从政治的考虑出发而采用前沿防御战略。


例如北约(NLW)的成员德国，在80年代坚持前沿防御战略作为留在联盟的先决条件，其原因是西德30％的人口和25％的工业都位于距离前沿不足100公里的地方④。北约的前身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曾遵循蒙哥马利元帅(Field MarshalMongomery)在莱茵河建立防线的构想，但这样无异将德国推向苏联那一边，结果北约还是采用前沿防御（5）。不过前沿防御能否成功，从军事的角度看，取决于防御者拥有的优势，诸如火力、工事的坚固、对地形的熟悉等因素，能否消弭对方在兵力兵器上的相对优势。在一般情况下，进攻者多半拥有较强战力，而且能在主要突击方向上能集中大量部队，只要撕开一个突破口便能长驱直入。


纵深防御正好避免这种情况。它强调节节抵抗敌人，今敌军每攻陷一城一村，都遇到抵抗和付出代价。在深一层次上，这种抵抗不单是物质性的，也是心理上的。成功的纵深防御将传达一个强烈的讯息给敌人：“这里随处都有抵抗，要彻底征服本国的代价是很大的。”若对方在发动战争前已能深刻体会这一点，其发动入侵的可能性格大为降低。因此纵深防御作为一种战略姿态，可能收到武装劝止(Armed Disuasion)之效，而达成保卫国家的政治目的。但战争一旦发动，则双方可能都是输家防御者纵使赶走敌人，得回的往往只是糜烂的家园。因此，除全军事上的因素，纵深防御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如统治者的决心和人民对政府的支持。事实上，纵深防御往往倾向进行持久战，以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形式出现。


弹性防御则不然。它避免将部队分散在前沿漫长的战线，也避免作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弹性防御能同时拥有进攻者的机动和在本国作战的便利，在战役层次上常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守军可以在内线集中相对优势的兵力，逐个击破敌人几个并进的外线军团。守军也可以凭对地形的熟悉，隐伏一定兵力，或派出一个迂回部队于敌人侵军的侧后，配合正面的大部队同时前后夹击。守军也可以作大幅度的退却，让敌军过度延长的补给线逐渐暴露后加以袭击划弱敌军整体战斗力，然后集中兵力决战。弹性防御并不必然意味着完全放弃前沿抵抗。若没有给予敌军相当的迟滞、骚扰和杀伤，则在纵深处会战和反击的效果未必很大。弹性防御不要求人民无限度的支持，但却要配备较机动化的野战军，和一体化的指挥机制。不同文化对军队角色的介定往往决定其对弹性防御的接纳程度。由于弹性防御的战略是要争取有利时机来打击敌人的入侵军，而不是直接保卫国土，军事和政治的优先常常发生纷歧，甚至脱节。爱德华·鲁特瓦克曾分析这种困难抉择：


那种把防御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线性逻辑很自然地会与战略反常逻辑发生冲突，使得人们在政治和军事这两个方面不能两全时，面临着因难的选择。这一点在弹性防御中表观得尤为突出。弹性防御解除了部队的防护性任务．为了更好地防御所有的地域，它并不要求专门防御某一特定的地域。由于实行弹性防御，防御者可以行动自由地避开敌人的攻击矛头，按照自己的意愿集中全部力量，从而使进攻者失去所拥有的主动权，而防御者则持有地形熟、工事坚诸方面的固有优势。从纯军事观点看，这种通常被视为理想方案，但在那些统治者眼中这是最拙劣的方案，因为他们极力追求的只是财富、福利和控制权。相反，如果采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沿防御方案，问题也同样存在。阻止敌人在任何地方入侵虽然在政治上是最佳选择，但在军事上却是最下乘的方案。（6）


概言之，军事专业精神越高的社会似较易接受弹性防御，而强调政治优先的国家则或较不乐意。因为弹性防御意味着暂时放弃某部分领土，而丧失某部分领土可能激起某种文化上或意识形态的反响。艾力·冯·曼斯坦元帅(Field Marshal Erich von Man—stein)在1943年与希特勒争论东战场应采纳弹性防御，就反映了这种分歧；希持勒认为在顿尼茨(Donetz)流域进行机动战会损害该地工业，而放弃某些城市则会使罗马尼亚受到空袭而退出战争，因此极力主张前沿防御。然而曼斯坦认为，希特勒拒绝的主要原因是放弃占领地和下放战区指挥权会令他的自我形象受到伤害(7)。当然，一旦严峻的军事形势盖过了战略决策中的政治和文化取向时，为求国家的整体生存和最终胜利，弹性防御可能会得到认同。这就是为什么弹性防御经常出现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一方的原因。下面分析北宋的情况。



二、宋辽、宋夏战争时期的弹性防御


大量史实说明，北宋的弹性防御是历史环境所造成。宋辽边界的地理形势使宋军不容易建立巩固的前沿战线而宁采用弹性防御。自沧州至顺安军边吴淀，边界有塘水阻隔。这段天然防线，按照何承矩计算，其直线距离“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⑥，但全长则“绵宜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水深自五尺至一丈不等，“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⑨”按照沈括的记载，“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10）”但边吴淀西向至长城口不到一百五十里，“山阜高仰．水不能至，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尤其是端拱二年(989)易州、满城相继失守，辽骑直叩唐河，是边防最严峻的考验（11）。据沈括的调查，这一地段中又可分为两段，即定州、西山、北平寨一段．和保州以东至顺安军一段。对于前者，宋军可倚西山布阵，另以奇兵设伏，令局势不致恶化。但后者则“平川横袤三十余里，南北径直、并无险阻，不经州县。可以大军方阵安(长?)驱，自永宁军以东直入深、冀，行于无人之地。（12）”这才是前沿的最大漏洞。


宋军在前沿列置堡寨，作为体现主权、维持治安的机制，为巡检司等小部队提供基地设施，也作为难民的临时庇护站。部分堡寨还有贸易功能（13）。可是这些堡寨未必能抵御辽军大部队的进击。县邑的抵御能力也似不强。《宋史·崔守素传》说君子馆战役(987)之后“河朔诸州城垒多圮”，指的大概是诸州属下的县邑和堡寨。事实上，整个二十五年的宋辽战争中，宋曾经失陷的州城只有易州、深州和祁州，而失陷的县城和堡寨则甚多。单辽军端拱二年(989)的攻势就攻拔了满城、长城口、小狼山寨等多个宋军沿边的据点（14）。


在开国伊始，宋太祖似乎有从事前沿防御的意图，命郭进控西山、李汉超镇关南、何继筠领棣州、贺惟忠屯易州、张美镇横海、虽“少与之兵”，且“二十年不迁其任”，却给与极大的自主权。


太祖任命这批前沿将领，历受北宋一代文臣赞美，且作为一个典故在讨论战略问题的奏章上一再出现（15）。然而这是否便说明太祖具有前沿防御的构想?似乎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论定。一方面，太祖时宋辽之间并宋出现持续的军事对抗，诸将的任务可能仅在对付契丹的日常抄略。在开宝二年(969)围攻太原一役，契丹援军深入定州嘉山之后，才遭遇韩重赟所统禁旅伏击而败走（16），也反映出太祖对前沿防御没有寄以厚望。


因此，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辽战争全面爆发后，“会兵设伏夹击”（17）的弹性防御方针就成为重要而必须的战略。满城会战(979)是来军第一场大型弹性防御作战。宋军不在前沿的易州拒敌，而将镇州、定州两处屯军集结在徐河待机。宋太宗为这一战特地颁下阵图，结果因不合符战场实际，以致诸将必须临时变阵出击而大受史家垢病。（18）然而无可否认，宋太宗的战役意图“会兵设伏夹击”是完全达到，而且镇、定和关南二路大军的协同也恰到好处。这一方面，崔彦进巧妙的侧翼迂回功不可没。他“潜师出黑芦堤，趣长城口”，恰好在辽军在满城方向败退时从后截杀，因而将大量辽军赶入西山坑谷，造成巨大的伤亡。宋军在处理战役上的成功，主要是能在纵深上的徐河巩固一个坚强的正面阵地，同时得到一个有力的外线兵团威胁敌军的退路。这种战役法鲜明地体现了弹性防御的特色。


此后，宋军的正面阵地大体就以定州为枢纽，环绕着唐河、徐河、保州、威虏军、北平寨等要点，随敌情而修正位置。如冯拯曾作出置大阵于唐河、中阵于邢州、后阵于天雄军的构想（20）。寇准对澶渊之役的种种构想，也是基于在定州设大阵的既定方针而变化出来。（21）与在定州设大阵这一相对稳定的措施相比，如何构建外线兵团，却是煞费苦心的事情。宋军很难再寄望契丹会重蹈满城会战的覆辙，轻易地让关南部署司切入其后方；而且宋太宗也表现出过度留恋战区指挥权，迟至关南(瀛州)部署司在君子馆战役覆没后，才设置一体化的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司。然而要怎样建立必要的迂回力量，仍然没有定论。


宋辽战争期间，宋军所施行的弹性防御还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如八万人以上构成的大阵中步兵比例高，以致行动和反应能力比较迟缓，后期的主将傅潜、王超作风保守，更大问题出在一体化的指挥难以达成。太宗、真宗虽然屡次颁下阵图来划一行动，但往往未能合符战场实际。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对王超过于谨慎的作风似有微词，索性将缘边游骑的指挥权完全独立出来，不受镇、定、高阳关二路都部署，亦即大阵主将王超的指挥。宋真宗说，“本没奇兵挠其心腹，若复取裁大将，则四人无以自效。”（22）这样无疑活跃了缘边游骑的功能，但对于达成指挥一体化的目标而言，却仍是迢迢无期。到庆历时，边患又再日益严重，朝廷仍在战区指挥权的问题上出现分歧。程琳主张四路分帅，夏竦主张平时置四帅，战时择一位两府大臣为总帅，而韩琦则主张分东西两路。其问题征结在于河北的政治重心在大名府，而军事的重心则在镇、定．“其势倒置”（23），加深了建立一体化指挥的困难。


与河北相比，陕西虽然也发生指挥权不一的问题，而庆历时期的宋夏战争中也确乎发生过关于四路分帅的争议，但更大的困难似乎是由战区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陕西一度是北宋土地开发量最高的三个地区之一，（24）但并非国家经济命脉所在，尤其是人口比较不那么集中的北部，即使沦为大型机动战的战场，也不会发生太大顾虑。可是，宋、夏之间的天然国界横山，物产丰盛，遍布党项部族，西夏可以利用这些部族作为大型进攻前夕的补给站，陷宋于不利地位。宋初名将李继隆取夏州时，曾提议筑城山界久守，本来很有远见，但宋太宗却图谋消灭李继迁于一战，而忽略长远的边防计划，没有好好巩固前沿。（25）


失去横山之险，北宋陕西前沿便按着延水、洛水、华池水、马岭水、径水、胡芦川及渭水的上游布防。上述河川除了胡芦川西北向之外，全属东南向，大致上纵深越大，地势越低。大致根据各支河道的分水岭，宋陕西前沿分为鄜延、环庆、泾原和秦凤四路，而四路又隶属内里的永兴军路，构成防御纵深。可是，鄜延路边面“西自保安军，东自白草寨四百余里”，难以分守。环庆路虽“素为险扼之地”，但庆州以东有西夏金汤、白豹二城，威胁延、庆两路接合部。其南又有明珠、勿藏等强族阻隔于泾原、环庆的边界，这使环庆路成为一个犬牙交锗、互相楔入的战线突出部。


泾原路接西夏点兵的重镇天都山监军司，“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若劲骑疾驰，则渭州旦暮可至。自渭以东，缘径河大川，直抵径、邠，略无阻阂，彼若大举为深入之计，须由此路。”只有秦风路的地理结构较为独特。它是边界贸易重镇水宁寨所在路分，见出产巨木，经济亡较为重要，而“绝在西南，去贼界差远”，比较安全。(26)本战区的道路系统主要缘着河川走向，而各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则不易通行大兵。庆历元年(1041)鄜延路都铃辖知鄜州张亢指出“去春贼至延州，诸路发援兵，而河东、秦风各逾千里，泾原、环庆各不下十程。去秋出镇戎，又远自鄜延发兵。且千里远斗，岂能施勇?如贼已退，乃是空劳师旅。”（27）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也批评“环州赵振引援兵，却由庆州取直罗赤城路入鄜州，方至延州城下，约近十程。比至，则贼马出境已数日矣。”（28）地形的阻隔严重降低了宋军的反应能力。


宋军既已不能快速应援防御体系内薄弱的环节，就不得不分散兵力扼守前沿各处。这样，不但前沿守不牢固，弹性防御的格局又变得很难维持，陷于左右为难的地步。田况《兵策十四事》说：


“陕西虽有兵近二十万，戍城寨二百余处，所留极少。近又欲于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抽减防守驻兵，于鄜、庆、渭三州大为屯聚，以备贼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万六千余人，环庆路四万八千余人，泾原路六万六千余人，除留诸城寨外，若逐路尽数郡减屯聚一处，更会合都监、巡检手下兵拼为一阵，极不上三四万人。贼若分众而来，犹须力决胜负，或昊贼自领十余万众，我以三二万人当之，其势固难力制。”（29）


张方平(1007—1091)也作出类似的批评。（30）很明显，北宋在陕西很难建立如唐河大阵那样十万人上下的兵闭。那样，宋军每路三、四万人的机动兵力，其战役角色有待重新介定——它既不可能在两夏的主要进击方向上单独抵御，战区地理形势又限制了它们互相应授的能力，在有限的道路上它们不容易转出外线进行遮断或反击。


可是，某些具有远见的大臣已在探讨如何在陕西战场落实弹性防御。在战役层次上，重点有两个：一是遮断，二是浅攻：关于遮断，王尧臣指出：


“见贼之犯边，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近塞山原川谷，虽险易不同，而兵难行小道，大众须由大川，大川之中，皆为寨栅控扼。然其远引而来，利在掳掠，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若延州之金明、塞门寨，镇戎之刘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静边寨，皆不能扼其来，故贼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虏人畜，赍至财货，人马疲因，奔趋归路，无复斗志，以精兵扼险，强弩注射，旁设奇伏，断其首尾，且逐义击，不败何待?故贼之患在不能出也。”（31）


王尧臣批评了宋军前沿的脆弱，针对西夏侵宋战争的掠夺性质，指出其退兵时战斗力严重下降的事实。透过这番论述，他重申了弹性防御的适切性，认为宋军应该避其锋锐、击其情归。同时韩琦亦指出“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32）因此．宋军井非无机可乘，可是当时兵、将的战术水平还没有达到以山的战役要求。在好水川战役前，韩琦曾授意任福“并兵自怀远城趋德胜寨至羊牧隆城，出贼之后……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击之。”（33）这项战役指导和王尧臣的主张并无二致，可是任福却见敌轻进，不但没有完成韩琦的构想，还全军落入西夏的圈套。（34）定川会战(1042)时，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也没有听从部将赵珣的建议向笼竿城方向撤退，而是死抱镇戎军大道不放，终于兵败身死。（35）会战后，元昊纵兵大掠渭州，环庆路主帅范仲淹立即出兵，打算遮断西夏大军的退路，而宋将景泰亦在潘原击败西夏前锋，元昊虏掠数日后自动退兵。（36）大致上至庆历二年，遮断的概念已备受理论上的重视，也重新成为宋军鲜明的战役意图，但执行时仍未能得心应手。


当陕西帅臣一再尝试威胁敌军退路的同时，也有论者主张从外线反击。一路受攻．其他三路不能快速赴援的事实，说明了从内线合兵会战的构想不切实际，但其他路从外线人敌界反击却未必不可能。那样，即使受攻的一路遭受一定程度的破荡，只要主力未受重创，而邻路又获得一定战果，未必不能得失相抵。


在《平戎十策》中，张方平提出从麟州方向对银州发动反击。⑧与遮断的构想不同，浅攻的方案不强调获取一两次决定性胜利，反而强调战略上的持久。这一点范仲淹在讨论攻略横山时极力强调。（38）因为全民皆兵的西夏不可能承受长期没有决定性战果的侵略战争，频繁的调发成为经济的负累，（39）如果在战役层次上得不到可观的胜利，本身已是战略层次上的挫败。浅攻的要义在于“浅”，不用特意搞补给，调发民夫，由于攻击纵深不大，比较上容易安全撤回。如范仲掩所说，“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致有他虞”。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山界的藩部整个地招降或强迫迁徒入内地，积累地影响政我战略力量的对比。（40）


弹性防御需要质素较高的野战军，而根本的改革．是必须将野战军独立于戍守部队。本来北宋的禁军都属于野战军，但随着疏于训练，“东兵”不能战已成公开的秘密；加以厢军的衰落，禁军也要负上较重的戍守任务。前引田况的《兵策十四事》巳指出陕西驻军的戍守任务相当繁重。韩琦上疏主张“今鄜延，泾原，环庆三路，除驻扎防守兵马之外，可以各那一万人聚于鄜、庆、渭三州。臣今为陛下计者，莫若于鄜、庆、渭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拔用有勇略将帅三员，统领训练，预先分定部曲，远设斥堠，于春秋西贼举动之时，先据要害，贼来则会驻扎之兵，观利整阵，拼力击之。又于西贼未经点集之际，出三州已整之兵，浅人大掠。（41）这其实已是将兵法的雏形，其精义在由固定将官编练和“预先分定部曲”，随时可以投入作战。同时，范仲淹也在延州设六将，成为后来蔡挺推行将兵法的楷模，这一点已为学者所熟知。（42）


同时，另一个重点是巩固前沿。大部分建议者都知道没有收取横山之前，陕西不可能建立永久的前沿防线，但相对坚固的前沿，对弹性防御的运作仍属有利。另外，前沿的党项部族也是北宋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从政治或军事的因素看，都不能拱手让予西夏。因而，陕西四路相继展开招蕃部、（43）筑城寨、团结弓箭手的计划。（44）以相对巩固的前沿，来争取时间重新训练野战军，以备攻略横山，这就是范仲淹的长远战略。有关具体措施，近年学者已作过一定研究。（45）


北宋的弹性防御到了11世纪末可谓完全成熟，其战术上和战役上的基础也更巩固。经过熙丰改革，北宋的野战部队得到成长，将兵法在元祐旧党回潮的阶段没有被废除，至哲宗亲政时已施行多年，也得到多种试验的机会。例如把将兵按安南九军法编练、把三将兵合成较高的指挥单位、将同等数量的弓箭手或蕃兵配属将兵等等，都强化了将兵作为野战部队的角色。在1087年的洮河之投，宋将姚兕和种谊分兵两路，一方面在青唐、西夏联军抵达讲珠桥前先将大桥焚毁，另一方面则突袭了州，生擒敌将鬼章，（46）展示出典型内线作战的范例。在防御计划方面，宋军大致能从二至四个战况，根据对方的主要进击方向，来收缩兵力和策动遮断，也大体能做到外线反击。一路受攻，各路同时浅攻牵制。（47）在一路之中，也指定野战部队在外线活动，这是庆历时代所没有强调，而为章楶（1027——1102）所大力提倡的。（48）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49）在元祐七年(1092)，他根据这个原则赢得洪德城战役的胜利。此后西夏转入战略防御，宋军便公然在天都山上筑城，短短数年间几乎尽据横山。⑦哲宗去世前．宋军已面临一个更大的战略抉择，到底是利用横山地势转入前沿防御，还是改采攻势战略，彻底消灭西夏为止。无论如何，弹性防御不再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了。这样大的形势转变和西夏的中衰和内争也有关系，然而宋军战略的成功，毕竞历历可寻。

三、拜占庭经验

与北宋约略同时，西方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即东罗马帝国(Eastern Roman Empire)，采用弹性防御的经验也足相比拟。弹性防御在罗马有一段较长的历史。罗马的地面部队分为野战军(committate)和边防军(limittatc)。野战军下辖军团(legion)、纵队(cohort)和骑兵团，作为机动部队使用，边防军则只有纵队而没有军团。当帝国西部覆没时，君土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皇命所及的范围内仍有东方(The EAST)、色雷斯(Thrace)、伊利里琴(Illyricum)三个野战军，及同等级数的第一和第二殿前司(Emperor’s，Emperor’s PresentⅡ)。第六世纪时，查土丁尼大帝(Justinian Ⅰ)不但维持野战军的体系，更扩编了亚美尼亚(Armenia)野战军，又命东方野战军的名将贝利沙琉士(Belisarius)收复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各添置一个野战军。可是七世纪回教帝国倔起，拜占庭在非洲、西班牙和叙利亚的领地全失；而背后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又席卷伊利里琴和色雷斯。据华伦·切里高(Warren Treadgold)的估计，东方、亚美尼亚和色雷斯三个野战军的残部退人小亚细亚(Asian Mi—nor)后，朝廷根据其防区设立三镇节度使(Strategi)，兼管兵、民、税收，分段防守、各自为战，希望稳定版图。这三镇节度使根据原来所属部队，依次为安那多里亚(Anatolia Theme)、亚美尼厄(Armeniac Theme)和色雷斯安(Thracian Theme)，分掌小亚细、旺中、东、西三部分。（51）后来，帝国又将两个殿前司部队改组为鄂布西斯安镇(Opscician Theme)，进驻小亚细亚北部黑海沿岸。纵深防御尽管收到效果，而阿拉伯人的攻势亦一度被遏止，可是跟着来的是藩镇为祸，引发连场内战。第八世纪中叶．君士坦丁五世重组禁军，编定精英(Optimate)、教导(Scholae)、警备(Excubitor)、城墙(Wall)、瞭望(Watch)、势众(Numera)等团队(tagmata)。其中精英、教导和警备称为“上三团”。其后任各代君主又陆续添置蕃落卫(Varaangian guard)、万寿无疆(Immortal)等精锐团队。（52）有了这些机动部队之后，弹性防御又重新变为可能。


在拜占庭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弹性防御是很适当的。小亚细亚前沿不乏险要山地，如南路塔瑟斯(Tarsus)、中路卡感多西亚(Capadocia)的妥琉土山口(Taurus Pass)都是双方的必争之地。安那多里亚台地四面被山脉阻隔，易守难攻。然而，前沿的复杂地形不等于可以轻易地拒敌于国门之外，阿拉伯舰队可以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因此拜占庭绝不能把大军都部署在前沿。同时，相较于安那多里亚，拜占庭基于经济考虑而给与更大优先予温暖湿润的沿海地区，也不是难以理解的事。（53）《前哨战》的作者指出，萨拉逊人在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动员和集结，而其中萨加(Sake)骑兵的战斗力很强。相反，拜占庭方面则不能在短时问内集结大量合符规格的步兵，这也成为拜占庭采用后发制人的弹性防御战略的原因之一。（54）


第10世纪开始，拜占庭策动一连串反攻，恢复巴尔干半岛、克里特、塞浦路斯、重新攻占亚美尼亚和安提阿(Antiorch)，按照军史家奥文(Charles Omen)的说法，“其兵锋直叩大马士革”。（55）自查士丁尼大布以来，这是拜占庭第二个军事活跃期。虽然1071年曼西格之战(The Battle of Manzikert）的惨败使这个活跃期在约莫一个半世纪间匆匆结束，但这个阶段却留给后世一本讨论弹性防御的重要著作《前哨战》(Skirmishing)。


《前哨战》的执笔者宜称此书是尼契科治二世口授，不但是其戎马生涯的结晶，也综合了其父祖累代将略。尼契科格本来是拜占庭禁军大将，于963年乘前皇孤儿寡妇之危，发动兵变，篡位登基，但也有说她迎娶了守寡的大后，以副皇摄政的。（56）当时霍卡斯(Phocas)家族已至少三代为将，稳掌了帝国兵权，尼契科洛的弟弟李奥(Leo)和约翰(John Tzimisces)分别为卡珀多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节度使，内外遍布党羽。据英译本编者乔治·丹尼斯(George Dennis)的估计，执笔者若不是霍卡斯家族的成员，至少也具有节度使的军阶。（57）


部分史家曾怀疑尼契科洛以策动一连串攻势，收复大量失地而名垂史册，不应以防御战称著，（58）但也有的史家视此书为描述十世纪战争的瑰宝。（59）《前哨战》一书的主要疑团在于书中提及大量步兵的使用，与欧洲普遍的骑兵化趋势相违背，如军事史家戴布琉克(Delbruck,1848—1929)因发现普罗科庇厄(Procopi—us，六世纪中叶)的意大利远征记很少提及步兵，相信拜占庭的主要兵种是骑兵。（60）可是从收复意大利到《前哨战＞的成书年代已差不多有四百年，时移势易，而且本书针对的是前沿节度使辖下的镇兵(thematic army)，与远征军不可相提并论。近年的研究也指出，第十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拥有约13万兵力，骑兵只占不别4万。（61）


《前哨战》一书有鲜明的战略主张。里面所讨论的各种跟踪、伏击、追袭的战术细节，都是完成其战略构想的必要环节，不宜视为一般的战术指引或入门书籍。尽管内里各种战术细节都备极详尽，有如耳提面命，但读者似不应因此而忽略其主干。


《前哨战》的书名突出了弹性防御中前沿的角色。本书第四节是包举大纲之作，作者指出：“在条件许可之下，这位将军一定要给予最大的优先向敌人发动秘密而不可预知的袭击。如果他很擅长这一类战役，他用很少的兵力就可以击溃敌军很大的兵力。如上文所述，如果他在山口找到一处可以从两边夹击敌人的地方，他就应该毫不犹疑地展开攻击。将部队编成正确的阵势，在神的协助下，他将能击溃敌军。


“与其在敌军正在侵入罗马领土的时候与其正面对抗，在他们从我们的国境退回本土时，有更多有利而易行的方法去施以打击。经过一段时间在罗马的领土上作战，敌军施受伤病和减员的困扰，也应已因辎重、俘虏、牲畜过多而行动迟缓。他门人马疲累，不能再战，只想快一点回到他们的国土。罗马顺延几天反攻的时间，也有利于集结更多的军队，不止从山口附近的地区而是从更广远的范围内征集，以更充足、更适切的装备来投入战斗。像我们已经探讨过那样，此后胜负巳决，我军将不分日夜，大举反击。


“因此，一位将军切勿令敌人安返家中。在敌军取山路入侵的时候起而迎击，不但难于实施，也会浪费很大战力。


一方面，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军不可能集结大量装备合符规格的步兵；另一方面，敌军的锐气正盛、装备齐全，实在难以抵敌。相反，在对方退却时才加以袭击，较能发挥上述的有利条件。对方会慢慢从失败的恐惧中领取教训；而我军则充分控制各山口。那样过一段时间之后，对方或将停止对罗马藩镇的持续入侵。”（62）


内文有许多战术层次的指导，如主张在山口设伏夹击，但这些说话都是紧扣着一个主题：即不要从事虚耗实力的前沿防御，而应该在敌军疲怠退却的时机，利用地形险阻，加以包围和歼灭。这和王尧臣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也合符二十世纪战略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对间接路线战略的诠释。李德·哈德认为从特洛伊(Troy)到“六日战争”，大部分决定性会战的胜利都是由“间接路线战略”(Indirect Approach)达致，亦即先颠覆了敌军的平衡，然后再实施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63）


《前哨战》一书有一个很独特的着眼点，全书的重心不在野战军最后反击阶段的正规会战，而在于前沿部队与敌军纠缠．从劣势中逐渐争取局部优势的阶段。虽然全书的章节安排不无凌乱，若干文句语饶重出，但无论从理论上和历史条件上看，这个着眼点都表达了作者的识见。一个成功的弹性防御有赖前沿小部队能尽量消耗和拖垮敌人，而其先决条件是这些小部队必须避过敌军攻势的锋头，然后反过来遮断敌军的退路。这些部队的指挥官必须具备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反应。作者说：


“这种方法有很多优点。它今我们当中一些指挥官，只用上很少兵力就得到很令人触目和惊叹的成就。……我们强调这种战法，并不是由于偏好使用小部队而不喜欢大部队，也不是由于我们觉得它有什么一定胜过其他计谋和战术的地方，而是由于这种战役法本身证明了它对将领们大有帮助。当他们处于不能和敌军正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法将使他们本人及其国家兔遭危害。”（64）


在第十和十一世纪，指挥小部队似乎已成为拜占庭节度使的必经历练。经过二百年来不断的割裂和添置，帝国的版图约增加一倍，而节度使的数目则由开始时的五个大幅激增，单965年至1025间新置的镇和同级军区竞达52个。（65）于是，拜占庭的节度使已失去作为军区指挥官的功能，约莫等于北宋一个知州或知军的角色，而在其上的公爵(duke)才是真正的战区指挥官。相对来说，一个节度使能指挥三千人以上的部队兵力已不算少，像塔瑟斯节度使那样控五干精骑的，已算是异常雄厚的兵力。（66）


作者在书中不断重申，策略要根据兵力多寡来取舍。兵力多于五千、多于三千、和低于三千的情况各有不同，要随机应变，其应对措施散见于各章节。部分章节显示，他主张拥有五千兵力以上的将领已不用犹疑，应即按常规列阵应敌。但兵力仅及三千或以下的，则应循前哨战的技巧，先削弱敌人，再合兵会战。（67）在第十七节，作者甚至讨论—支三百人的分队如何防卫一个村庄。（68）另外，作者又主张先消灭抢掠村庄而抛下步兵的敌军游骑，但当敌骑空群而出时，则又应当先攻击其辅重。（69）此外，守军还可以透过夜袭来打击对手，待其伤疲交困、踏上归途时再在山口施以伏击。（70）


作者在第二十节讨论了浅攻牵制，举出尼契科洛的祖父霍卡斯(Phocas)在约莫900年的亚丹那(Adana)战役为例。当时萨拉逊人正深入安那多里亚，霍卡斯把抵御的任务交给安那多里亚和鄂布西斯安两镇节度使．自己亲率各镇援兵和直属团队杀入西里西亚(Cilicia)，(71)在亚丹那城外击败一支敌军．于是沿海长驱，焚略而还。作者又概括地指出安那多里亚和卡珀多西亚一带有不止一条道路通往塔瑟斯方向，敌军从那一条路上入侵，拜占庭军队可以立即取另一条道路反击。他又指出边境重镇赖根多斯(Lykandos)的主将，曾经多次在遭受入侵之时向安提阿和亚勒坡(Aleppo)方向发动反击。（72）


弹性防御在北宋和拜占庭都是作为扭转劣势、消灭危机的战略而存在，企图更有效地运用国防力量，从而更好地防卫领土。它针对战区的特征，在既没有巩固的天然屏障，也不能在向前沿快速集结和展开兵力的困难时，强调主力收缩、集中兵力、后发制人。和北宋中叶的战区指挥官相类似，《前哨战》的作者在主张后发制人的同时，十分注重前沿的角色．认同较灵活、坚韧的前沿抵抗对后续部队的反击有利。在战役法上，北宋和拜占庭的军事家都论述了遮断和浅攻牵制的要义。这些主张也都合符二者以步兵为主、步骑夹杂的兵种构成。因此，可以说两者对系乎国家安危的复杂战略形势作出了适当的回应。


四、宋夏洪德城战役（1092）：弹性战略的范例

如果纯以斩级的数量来计算，元祐七年的洪德城战役并不算是宋军很大的胜利，将伤亡和斩级扣除之后，所获更是有限。可是这场不大的战术胜利，背后代表着不容轻估的战略意义。环庆路经略司经过慎重的研究和决策，挫败了西夏倾国而来，以压倒性优势打击宋军一路的战略。这个以寡击众的问题在庆历年间还没有完全解决。宋军不但保存了所有州、军、城、寨和部队，更在宋夏战争中惟一一次击破西夏的“中寨”、即中军御营。同时，这一役也是宋军争回战略主动的一个里程碑。此后再经过延安之役和平夏城战役，西夏就转落于下风，宋军达成了庆历以来筑城横山、建立巩固前沿的战略构想。这一役的成功和将官折可适杰出的指挥水平分不开，而章楶对弹性防御所作出鲜明精辟的演绎，更是功不可没。此外，洪德城战役在宋夏战争的记载中算是比较详尽，除了纪传、墓志和《长编》的概述外，《长编》注中还收录了章楶覆奏枢密院的一份黄帖子和他所上折可适功状所附的两份小贴子，这些文件对战斗序列和作战经过有较深入的描述，这也是洪德城战役值得重视之处。


元祐年间旧党回潮，摒弃了新党的开边政策，但对于如何巩固边防还是大费思量。司马光主张尽数退回熙丰时所占的城寨、州、军，但得不到旧党内部的一致认同，主要在于没有人能保证西夏夺回城寨之后真的洗心革面，反而忧虑对方会变本加厉，又来犯边。结果朝廷采用了折衷路线，保留兰州作熙河帅府，只退还几个城寨，看看西夏的态度，结果发现西夏求和的诚意不大。事实上西夏后族梁氏执政期间，政争激烈，透过军事胜利非巩固权力的企图并不因宋的缓和政策而降温。于是，如何介定边防战略又再度成为重要的课题。


自元祐六年二月获除环庆路战区主帅以来，章楶先后上奏讨论边防战略。针对是年十二月降下的御前札子，章楶对“坚壁清野”的指示作出了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回应。对于战略概念，章楶持有一种互动的观点，反对生搬硬套。他认为“坚壁清野”是自古御成之策，但不可“只循一轨，使贼知我无通变之路，反为贼所制伏。”他批评片面强调“坚壁清野”而不讨论如何打击敌军的被动防御，指出当时所谓“坚壁清野”仅指前沿堡寨而言，纵深二三百里内已是“居民甚密”，频繁的清野会影响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在军事上，各处将兵都“束在城寨”，并非上策。他举出元祐二年镇戎军之役为例，当时“十一将兵尽在城内，蕃众掳掠三百里以上，如行无人之境”。到敌军退却时“一夕而遁”，根本无从迫袭。他又指出沿边城寨城门的阔度只可“并行人马”，设若—万人的守军要出城集队，也要花一个上午，怎可能及时追击?（73）


经过细心考虑，章楶强调野战军的角色，提倡“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的主张。他计算环庆路城寨共三十多处，若西夏动员二十万精兵，尽围各城寨，每处便不及一万，无足深患；若不尽围，便无法阻止宋军互相策应，进行机动战。具体的措施是，一旦探知西夏入侵，帅府应即下令各将兵马出城，“亦不使便当贼锋，令逐将与使臣、蕃官分领人马，择利驻扎，高险远望，即不聚一处。贼马追逐，又令引避。”那样，敌军有后顾之忧，便不能从事持续的攻坚或抄掠。西夏若敢长驱深入，则宋军可扼其退路伏击。（74）经过章楶的修订，前沿将兵在外线威胁敌军的角色得到明确介定。这是当年年底洪德城战役成功的主要关键。虽然古今用语有别，他对弹性防御的理解已和现代的意义没有很大差距。


元祐七年十月十二日，西夏粱太后大举亲征，沿马岭水发动强大攻势，同日围环州(今环县)及其西北四十里外的乌羊、肃远、洪德及水和等寨。西夏兵力的具体数字似已失载，环庆经略司的文件多处都作“数十万”（75），失于含混，但西夏既然国母亲征，与章楶事前估计的二十万应不会有太大出入。宋环庆路驻军约五万，扣除各城寨基本戊守部队盾大约剩下二万六干人左右的野战部队，编成七将，另外可以调发四千名下番兵。此外，泾原路虽曾派遣援军，但未抵战场前西夏已退兵。总兵力对比是环庆路宋军以数倍落后于对方，章楶后来在战报中亦不讳言兵力寡弱。自环州于十二日受围，章楶在十四日自庆州派遣都监张存率五千兵赴援，在十六日又再派出副都部署李浩和一支不到2万的援兵后，“已别无重兵相续可遣”，“只是虚张声势，以示相继遣师讨击之势”而已。（76）


兵力对比虽然对宋不利，但章楶却能先于敌军展开兵力。在西夏举兵之前．他已透过问谍得悉对方主攻重点在环州，便先在初八日派出“府州折氏”的后起之秀、皇城使第七将折可适兼统第二、第六将，合三将兵共约一万，与庆州方面三将兵分头控扼，另派人在环州近城百里的水源下毒。当地食水来源有限，洪德城一带时至今日仍有“河水苦涩”的地理特征，可作参照（77）。章楶的战役指导是“贼进一合，我退一舍，被必谓我怯，为自卫计，不复备吾边垒。乃衔枚由间道绕出其后，或伏山谷间，伺间以击其归。（78）”于是折可适先于十二日移师至马岭（79）。


从十二日至十四日，西夏完全握有主动权，前锋深入环庆二州之间的重要路口木波镇(今环县木钵乡)，但所获有限。到十四日，折可适探得西夏开始退兵，于是将部队中“手脚迟钝之人” 留下由权第七将许良肱暂时照管，会合第六副将刘珩、同管干第六将党万、权第七副将张禧，合兵八千四百八十八人，取间道往环州以北的安塞寨。（80）同日，章楶派出都监张存率兵五千赴援环州，开始进入反击阶段。折可适到达安塞堡后又收到谍报，说木波镇西夏军“翻寨下环州，日夕头回，并取洪德大川路”。当时按章楶奏报所形容，“洪德、肃远、鸟兰三寨至环州相去共只四十里。其乌兰之北，尽是西贼驻扎之处，贼势至重，道路不通，”宋军第二、六、七三将兵只能在蕃官带领下，取道“贼寨傍偷路前去洪德下寨”。（81）


十月十六口，折可适、刘所、张禧、党万及蕃官孟真各带领所属部队进入洪德城。另据李之仪《折渭州墓志》所载，折可适分兵二千给蕃官慕化和摩勒博，潜入乌兰、肃远二寨待机，并约定举火为号。（82）同日，章楶派副都部署李浩率四将兵赴援。李浩兵力不到二万，但已是当时环庆路最大的兵力集结。李浩接受命令后昼夜兼程，当日自中午前出兵，傍晚抵达故府寨，次日午后赶到木波镇，在一日另两个时辰赶了一百四十里路。过了木波镇，西夏重兵在前，不能像先前那样赶路了，便下寨休息。十七日一整天，折可适和幕化分头在洪德城和肃远寨整顿待机，而西夏大军则大概在深夜从环州撤围。（83）


十八日凌晨稍后，折可适看见肃远寨举火为号，确认了西夏大军取道洪德城出塞，即时下令党万、孟真率部在路旁险要设伏，并亲自在城中整顿伏兵，放西夏前锋过去。大约卯时，或说辰时左右，西夏“前军已远，中寨方来”，折可适认明西夏梁太后旗号，出其不意，大开南门出战，其余各处伏兵亦相继杀出，截断大路。慕化在肃远方面也挥军杀出。接战至紧要关头，折可适从西门放出劲兵急攻．西夏中军大乱。（84）另一方面，李浩在午后未时抵达环州，因不知折可适确实方位，更昼夜行军，人马疲乏，便在州城内外稍事休整，喂饲战马，同时派遣部将张诚率蕃汉精兵追击，然后再相续派人马接应。据章楶事后解释，李浩没有全军立即投入战斗，是考虑到西夏“自来行兵入境，则精锐在前，出境则精锐在后”，而当时“殿后者皆铁骑，又隐轻骑于其间，其气可吞我军。……行阵壮坚，势甚雄伟”，令李浩不敢轻敌急击。章楶战后检讨说，当时权第四将马琼追击太急，反被西夏军包围，经全体将士奋力营救．才最后脱险。（85）


洪德城方面的战斗持续至午后出现反复，宋军第二、六、七将一度处于下风。章楶的奏报和《小帖子》中所述战况开始吃紧，说未时以后“贼军铁鹞子数万迫近洪德寨”，后来又提及西夏“后军继亦奔溃”，显示西夏后军曾经加入战团。（86）再结合前述西夏以铁骑殿后的特点，及李浩不敢对敌军尾部施以太大压力来看，似乎西夏后军约莫在未时抵达战场，以精锐的铁鹞子把宋兵又赶回城寨。当战情出现逆转，折可适敏锐的转入防御，让部队得到歇息。他的部下自卯时至戌时“血战不已”，巳达八个时辰。他组织部下向敌骑来路撤铁蒺藜，在城上设神臂弓、硬弯交叉射击，“然犹奔冲不已”。最后宋兵以虎踞炮加入，矢石交击、至午夜，西夏军驼马受伤渐多，开始登山引避。在三更时分，折可适再开门出击，西夏军马“自相腾塌，坠入坑谷，驼马、甲士枕籍积叠死者不知其数。”（87）梁太后“几不得脱”，从间道走免。（88）


章楶事后下过一番工夫来核实战报，力求避免“以易为难，夺甲为乙”。此役宋军只斩得首级干余，扣除宋军三将兵的损失，“除亡失与所获准折，计获首级三百二十一级”。以一日一夜的恶战而言，的确战果不大，这与中间一度退入洪德城．不能始终占领战场或有关系。同时，“其落崖扑死，乃散在民间不在此数”；误饮经已下毒的泉水，“人马被毒”，失足堕入坑谷而死，及重伤而死的都已无法统计了。宋军缴获马六百余匹、驼九百亲匹。驼多于马．显示出宋军确攻击了敌军的辎重。另外，缴获监军已下铜印二十四枚及梁太后衣服、龙牌等，也证明宋军确冲击了敌军的指挥中枢。（89）


宋军在洪德城战役的成功有赖主帅章楶严密的战役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将外线机动部队第二、六、七三将兵在作战前四日派出，以免被西夏大军围困在沿边堡寨，而李浩皮下的四将兵则在开战后四日，当对手萌生退志时才派去，这八天的时问差是整场战役的关键。同时，宋军也充分发挥了对地形的掌握，否则折可适的外线机动不大会成功。洪德城战役也体现了弹性防御战略对指挥官的要求，必须灵活敏锐、顾全大局、不能搞个人英雄主义。折可适伏击、退守、再出击的判断，和李浩赴援迅速，而追击则转趋慎重的表现，比起早期时刘平、任福等可说称职得多。美中不足的是李浩到达环州时没法和折可适联络上，不能最大地发挥前后夹击的威力，将整场战役发展成一场歼灭战。这也反映出事前章楶对诸将相互策应的可能性估计得太乐观。


结论

弹性防御是运动战处于防御形态下的一种积极战略。不同于战线防御，弹性防御战略不是要将敌军拒于国门之外；相反，它以将正在入侵的敌军歼灭或击溃为战略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防御者必须解决集结兵力、隐蔽兵力、维持交通线、及战役机动等课题。有利之处，是它保证了军力的集中、灵活、可以在熟悉的地形上作战，及向敌军施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不利之处，是它将不可避免地任由国土遭受一定的破坏，妨碍了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北宋一代虽有保持完整国防线的构想，但沿边堡寨多非坚固的永久要塞，在战争中不能阻止辽、夏骑兵侵入。因此，弹性防御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不但可行，而且必须。基于类似的背景和原因，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也发展出一套具有特色的弹性防御战略。《前哨战》一书讨论了前沿防御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后发制人，总结了前沿部队在弹性防御中的角色。


书中对埋伏、跟踪、浅攻等军事手段的说明，与北宋范仲淹、韩琦、王尧臣的战略思想可堪比拟。北宋虽然欠缺这样一本著作，但宋军在洪德城战役的成功反映了弹性防御战略的日臻成熟，在实际运用方面已是不逞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