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
作者:李锡厚
元修《辽史》疏漏、错乱，在二十四史中历来最为世人诟病。虽然如此，由于传世辽代史料的极度匮乏，因此这部《辽史》对辽史研究来说，却始终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介绍《辽史》，首先就从本书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说起。
一 中国历史上的辽朝
我国历史悠久，曾经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古代民族都是今天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他们都曾经对中国这个世界大国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各自的积极作用。公元10至13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朝，就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契丹族原是鲜卑宇文氏的一个属部，早在十六国时期，就在今内蒙古东部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上游)及老哈河流域从事游牧。宇文部散亡之后，其属部中一些语言、风俗相近似的游牧人重新在这一地区集结，统称库莫奚。登国三年(388)，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征库莫奚，契丹始分化自立，单独见于史籍记载。很久以来契丹人就处在氏族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阶段上了。自唐初以来，先是由大贺氏、后又由遥辇氏经契丹八部联盟“世选”出任可汗。公元10世纪初，契丹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即辽朝的开国皇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他统一了契丹八部，并先后控制奚、室韦等族，征伐河东、代北等地，势力逐渐强大，于唐天祐四年（907）自立为可汗。他任用韩延徽、韩知古等汉臣建立制度、设官属、建城郭、创文字，促进了契丹的发展。公元916年称帝，建元，接着又征服了西北诸部，扩大了实力。天显元年(926)，他挥师东进，一举灭掉了劲敌渤海国。随后，阿保机死于班师途中，未能实现他南下中原的计划。
继辽太祖阿保机而立的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十一年（936），德光乘后唐统治集团内乱之机，率军南下，立石敬瑭为晋帝，同时取得幽蓟十六州地，建立了兼治塞北与中原的大帝国。会同九年（946），他又借口石敬瑭的继承人、后晋新皇帝石重贵称孙而不称臣是“负恩”，于是南下征讨。次年（947）初，契丹打下开封，灭掉了后晋。德光原准备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故改元“大同”，建国号“大辽”。但他缺乏统治中原的政治经验，同时又不接受后晋降臣的意见。最后因遭到中原人民的激烈抵抗而被迫撤退，死于北返途中。继太宗而立的辽世宗在位时间虽短，但经他确立的北南面官政治体制，对辽朝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世宗以后，经穆宗、景宗在位时期的休养生息，契丹国力得到恢复和增强，乾亨四年（982），景宗之子圣宗隆绪即位后，在承天太后主持下，统和二十二年（1004），与宋订立澶渊之盟，从而实现了辽宋百年和好。圣宗与兴宗在位期间（982—1055）辽朝国力达于鼎盛。兴宗时，辽宋关系曾一度紧张，重熙十一年（1042），辽朝曾派遣刘六符等使宋，索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最后迫使北宋增币议和。十二年，辽又与西夏罢兵修好。这都说明，当时辽朝的国力仍处于强盛时期。不过，契丹加速汉化，已使辽朝的武力大不如前。此外，每年从宋朝取得的大笔岁币，也使以兴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进一步滋长享乐之风，加速腐败。兴宗整天与后妃及左右近侍演戏作乐，并且靡费大笔钱财提倡佛教，广度僧尼。诸多弊政引起广大蕃汉各族人民的不满，兴宗末年，规模大小不等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此时，辽朝实际上已经步入由盛而衰的时期了。
重熙二十四年（1055），辽兴宗病故，其长子耶律洪基（一作“弘基”）即位，是为辽道宗。道宗即位后，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皇族内部争权夺利之事层出不穷。寿昌七年（1101），道宗撒手人寰时，辽朝统治已是危机四伏。皇太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天祚皇帝。女真兴起，先后攻下上京、中京。天祚帝四处逃亡，对女真并不作全力抵抗，而是醉心于制造新的冤案，残杀骨肉，使得流亡中的辽朝统治集团进一步解体。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被金将完颜娄室俘获，辽朝亡。
辽朝灭亡前夕，政权四分五裂，先有燕京地区耶律淳为帝的北辽出现，为时不及一年，先于天祚帝亡于金；继而耶律大石西征中亚，建西辽，传三世历八十余年，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
唐帝国衰落之后兴起的契丹汗国，继突厥和回鹘两大汗国之后，再一次将塞北各族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原的五代以及随后兴起的北宋王朝对峙的局面。陈述先生在论及辽朝的历史地位时，说它与五代及北宋王朝并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1]。契丹兴起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政令所及仅限于中原地区。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宋太祖赵匡胤生前并没有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统太平”。他说：“燕、晋不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2]后来，宋太宗虽然灭了北汉，今山西地区归入了宋朝版图，但燕云地区却继续在辽朝统治下。依照宋太祖的标准，可以说北宋一代始终都未能实现“一统太平”。所以，称辽与五代以及随后的宋朝并立为南北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辽宋分立与魏晋之后的南北朝相似之处，是这两个时期的南北双方都以“正统”自居。正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声称代表中国一样，辽宋对峙时期，北宋自称代表中国，辽这个先于北宋立国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也同样声称代表中国。《辽史》卷58《仪卫志》载：辽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当后汉政权建立、他无法在中原立足时，“席卷法物，先致中京，徒弃山河，不少顾虑”。于是，据说是秦汉以来帝王的法物尽入于辽。尤其是传国玺一件，更是为后来辽朝的历代君主所珍视，且赋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当慎守，世业当永昌。”[3]。辽朝用历代帝王法物妆扮自己的统治，目的就是要证明它的统治代表“正统”，具有合法性。它处处效法中原王朝，“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4]“耶律氏修好中华有年数矣，爵号、官称，往往仿效。”[5]这种汉化倾向愈演愈烈，到辽兴宗时，他竟赞扬其父辽圣宗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6]
前后两个南北朝之间除了相似之处，当然也还有很多不同之处。魏晋之后出现的南北朝，双方相互轻蔑和排斥，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辽宋对立时期，由于南北双方在文化上的进一步接近以及实力对比趋于均衡，最终则达到相互承认。辽景宗保宁六年(974)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孙全兴建议通好，书云：“窃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7]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宋朝统治者也接受了辽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的观点，双方交换文书时互称南北朝。于是，辽宋就成了“兄弟之邦”。
魏晋以后与唐以后这前后两度出现的南北朝虽然都有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但两者的具体形式和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鲜卑建立北魏时，中原仍处在战乱之中，因此他们得以乘虚而入，在洛阳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接受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观念。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下令鲜卑贵族都改服汉族衣冠，从汉人姓氏，死后也不得归葬代北。于是，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很快都融合到汉族共同体当中了。唐朝灭亡以后出现的后一个南北朝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主要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而是中原战乱频仍迫使大批汉人北走塞外。虽然契丹统治者也乘中原内部混乱之机南下，但他们掠夺了“生口”及财货随即返回塞北。为安置汉族流民，塞外的大草原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汉族居民点，这就是契丹统治者建立的所谓“汉城”和“头下州”。契丹境内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改变了塞外草原上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些汉人还为契丹贵族带去了中原的封建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正是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下，阿保机的契丹王朝才得以迅速崛起，契丹族才得以迅速从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初看起来，在辽朝统治下塞北的游牧民族自身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辽朝的建立却表明他们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如果说前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中原汉族共同体的扩大，那么这后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结果则主要是中国农业文化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塞北游牧民族政治观念、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并为后来的金、元、清诸王朝在塞北兴起以及近代我国各族人民抵御殖民主义者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二 《辽史》纂修的经过
辽朝初年，庶事草创，当时还没有如同中原各王朝的史官制度。据《辽史》卷4《太宗本纪》，会同四年（941）二月，曾“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这当视为辽朝纂修皇室先世历史之始。不过，契丹本无文字，直至阿保机即位后，始创制契丹文字。因此，关于始祖奇首可汗的事迹，只能是得自传说，并无文献作依据。辽朝真正有官方编撰的本朝历史文献，实际上是始于圣宗时期。这一点，现存的元修《辽史》也有所反映。《辽史》有本纪30卷，太祖到景宗五帝享国77年（907—983），只占10卷。然而，圣宗一朝51年，却占8卷，而且篇幅则与辽初五帝的本纪几乎相等。此无他，皆因为辽初并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当时没有留下多少文献。景宗乾亨初，汉臣室昉拜枢密使，兼北、南宰相，监修国史。至统和八年（990），他“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8]。这20卷《实录》的内容，当包括了辽初五帝时期的史事。至兴宗时期，又诏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9]辽朝这两次修《实录》，都是追记辽初史事。道宗大安元年，史臣又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即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和兴宗的实录。这是见于《辽史》记载的辽朝第三次纂修实录。辽朝末年，耶律俨尝修《皇朝实录》70卷[10]。这是辽朝第四次纂修立国以来历代皇帝《实录》。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今北京市）人，本姓李氏。咸雍进士。道宗寿昌间，官至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事。俨深受道宗信任，道宗弥留之际，俨曾与北院枢密使阿思同受顾命。正因为耶律俨在辽朝地位显赫，而且与契丹皇室关系密切，再加上他有文才，所以成为辽朝实录的编纂者。金灭辽后，耶律俨的《辽朝实录》稿本归金朝廷。《金史》卷4 《熙宗本纪》于皇统元年（1141）二月记载，熙宗“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诸书。”这里所记金熙宗读的《辽史》，当即是耶律俨的《辽朝实录》。上引《熙宗本纪》于皇统八年又记载“《辽史》成。”这是金初纂修的《辽史》。表明金熙宗不仅读辽朝留下的史书，而且他在位期间还曾纂修《辽史》。此事先由广宁尹耶律固承担。《辽史》未及成书，耶律固先亡，于是又由其门人萧永祺续成。耶律固与萧永祺都是契丹人，当时距辽亡不久，他们可能都通契丹文字。估计，当时能见到的契丹文的文献，他们一定都会加以利用的。这部《辽史》有纪30卷，志5卷和传40卷，纪、传卷数与今传元修《辽史》相同。书成后，未曾刊行。后至章宗时期又第二次纂修《辽史》，先后有移剌履、贾铉、党怀英及萧贡等人参与刊修，至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但亦未刊行。熙宗和章宗时期两度纂修《辽史》都未刊行，其原因多半是与辽末女真兴起的一段史事有关。女真原为辽朝属部，《金史》记载其初兴历史，多讳言其原本隶属于辽的史实。因此，如何处理这段史事，是颇费斟酌的。
经宣宗南迁及哀宗自汴京出逃，金亡后，萧永祺《辽史》稿本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稿本也均已残缺不全。元好问曾经言及此事说：“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1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列当时搜集到的关于辽朝历史的遗书只有《辽金誓书》和《使辽录》等，且都是宋人留下的。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的辽朝的文献的确非常有限，但却得以见到耶律俨的《实录》。据苏天爵说：“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章宗初即命史官修《辽史》，当时去辽不远，文籍必有存者，犹数敕有司搜访事迹。其书又经党怀英、赵沨、王庭筠诸名士之手。章宗屡尝促之，仅二十年，陈大任始克成编。”[12]既然天历间(1328—1330)耶律俨的《实录》已经入藏奎章阁，那么至正初年修辽史诸公肯定是见到了这部《实录》。
元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曾两度议修《辽史》和《金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宋史》。作为《辽史》总裁官之一的欧阳玄在《进辽史表》中曾这样提及此事：“我世祖皇帝一视同仁，深加愍恻，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六十馀年，岁月因循，造物有待。”在这样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未修成宋、辽、金三史。元末至正三年(1343)四月，又诏儒臣分撰《辽史》，仅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至次年三月，《辽史》即草草告成。
如果从中统二年元朝开始筹划修《辽史》算起，直到最后成书，前后已历时80馀年。其间遇到的困难除了资料短缺之外，还有一个辽、宋、金三史“义例”即谁为“正统”的问题迟迟确定不了 。汉族知识分子坚持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反对实事求是地对待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地位问题。天历二年(1329)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中说：“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13]这位后来参与修《辽史》出任总裁官的揭傒斯赞成朱熹《通鉴纲目》的书法，反对给予北魏以“正统”地位，当然与之相类似的辽朝也不当视为“正统”。元朝统治者虽然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纂修辽、宋、金三史，但他们的立场、观点却不可能与这些封建士大夫完全一致。元朝统治集团的主体是蒙古族，与辽、金王朝统治集团的主体一样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因此，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实际上也就等于动摇了元朝本身的正统地位。但是，元朝本身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这一点与宋、辽、金三个王朝都不一样。他们最初是犹豫应当继承宋还是继承辽金的法统。由于利弊得失颇费斟酌，因此，直到元朝末年始确定辽、宋、金三史的编修“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这样，元末至正四年，《辽史》终于得以修成。
《辽史》是一部官修史书，由当时的宰相脱脱任都总裁，其下有总裁官，除前面提及的欧阳玄和揭傒斯之外，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及吕思诚等人，他们都是知名当世的文人。而实际担当纂修工作的，则是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和陈绎曾等四人，由他们担任纂修官。廉惠山海牙是畏兀儿人，至治进士，曾任顺州同知，泰定元年（1324）入史馆。至正四年（1344），预修宋、辽、金三史。契丹和回鹘有密切关系，阿保机之妻述律氏就是归化契丹的回鹘人，她的兄弟萧敌鲁及阿古只，皆是阿保机的佐命功臣，分别被喻为阿保机的“手”和“耳”。回鹘文化高于契丹，在创制契丹文字之前，契丹也许曾经使用回鹘文字记事。因此，廉惠山海牙参与修《辽史》，对于理清辽朝早期史事及契丹与回鹘的关系，都会发挥重要作用。王沂先世为云中（山西大同）人，后徙真定（河北正定），元祐初进士，其祖父的六世祖，仕辽为户部侍郎[14]。沂本人曾任嵩州同知，至顺三年（1332）出任国史院编修官。而至正四年（1344）三月《辽史》书成之时，他在朝廷上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他被选中参与纂修《辽史》，可能与其先世仕于辽、因此熟悉辽朝史事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