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沧海张帆
宋朝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个没有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
据有关资料显示，它的财政收入在正常年份可达最高曾达到10000多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咱们拿唐朝比较，唐朝在天宝年间全国的年收入从未超过3000万贯。再来看明朝，在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明末，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后，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据说换算后只是北宋的十分之一，是南宋的六分之一，而明朝的国土却远比宋朝阔大。
再来看看人口，据《宋史》载，徽宗崇年间10万户的州府已经达到50多个，而唐朝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约10个。唐朝天宝年间全国有九百万户，到了南宋仅仅江南的人口则达到了1000万户。北宋时汴京的城市人口约150万—170万人，其中经商的有两万多户，有6400家资本较多的工商者，分属160行。两宋都城开封和临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城内店铺林立，并出现了繁盛的夜市。各地的产品，包括海外日本，高丽以及大食的特产，香料，珠宝等等，都汇集于此，十分繁华。
城市的繁荣发展，使得成分庞杂的市民发展成为一个空前壮大的阶层，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要也随之产生。应这一需要而出现的，是在和平年代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
这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有详尽的描述：“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现在，这种繁华的情景，我们还可以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中领略到：城中街市交错纵横，房屋鳞次栉比，酒楼店铺百肆杂陈，招牌幡幌目不暇接，车马塞衢，人头攒动，士农工商，僧道医卜，三教九流，男女老少......这幅12世纪的汴京风俗图画,让我们切实体验到了宋朝的多姿多采。
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还表现在城市中坊市制度的打破上。从战国以来逐步形成的坊市制，是将商业区（市）和居民区（坊或里）严格分开，交易只能在“市”中进行，否则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朝。政府规定居民区不能有任何买卖活动，并且明文规定不允许居民向街开门。《唐律》还规定：五品以上官吏，不得入市。
到了宋朝，平民可以任意临街造屋开门，“坊”中有“市”十分普遍。甚至那些与中央政府官署相近的各街面上也是车水马龙，生意兴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样写道：“至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洲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
而到了南宋，临安城的特点是街道和河渠纵横交错，坊巷和市集巨大。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说：“居民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
坊市制的打破还表现在时间上。“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东京梦华录》） 从五更到天明的夜市，人们称为“鬼市”，五更时，人们听到打铁牌子或木鱼的声音，便纷纷起床入市。
夜市的繁荣是市场经济繁荣到了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宋末的杭州市民很重视“夜生活”了，吴自牧《梦梁录》中有丰富的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买早市者又开店矣。大街关扑，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
商品贸易的发展，也使得城市周边的小镇逐渐扩大繁华起来。陆游有两首诗谈到这个：“小市雨余寻酒去，野桥日落策驴归。”（《城市醉归》）“城边小市聚，烟水淡秋容。”（《湖山》） 在南宋，“自高庙车驾由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两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炳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梦梁录》） 这些小乡镇，有的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成为商旅萃聚的贸易中心，如南宋华亭县的青龙镇。
宋朝城市的繁荣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市民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可以说宋朝的市民已经具备了近代市民的意义。
《宣和遗事》里讲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宣和六年的正月十五夜的灯会上“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是夜,鳌山脚下人丛闹里,忽见一个妇人吃了御酒,将金杯藏在怀袖里......”当然，这个妇人就被捉住了，并押到了宋徽宗面前。这妇人为自己辩白时随口诵出了一首《鹧鸪天》“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观鹤降笙箫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脸生春。归家切恐公婆责，乞赐金杯作照凭。”徽宗览毕，就赐金盏与之。
可见该女子已经具备了七步成诗的才情，更可见那个时代市民阶层文化普及的范围和规模。宋朝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当朝的立国之策不无关系，大家都知道宋代的国策是“崇文抑武”，为了这一政策的落实，宋朝的每一任皇帝都很重视教育。宋廷虽规定“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自两汉以来一直为官府所遵循的“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官”的传统，至此已经难以维持。早在宋初太宗淳化三年（９９２）就允许“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北宋中期，人们因“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课程，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苏辙《栾城集》）北宋末年，由“上舍魁”进入仕途而以“浪子宰相”闻名的李邦彦，其父就是一个银匠。至南宋，不但商贾子弟可应举，甚至工商业者本人也可以取得参加科举资格而进入官场。这在唐代是难以想像的。
宋代的城市里活跃的，首先是这样一代热心参与与创建城市文化的市民。当然，这与统治者的有意识提倡有关。从宋朝立朝之初起，最高统治者就有意识地作出“与民同乐”的姿态，以赐脯，观灯等节庆活动渲染天下太平的和平气氛。这一点，在《宋史●礼志》，周密的《武林旧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梁录》等等著作之中都有详尽的纪录，这里就不累述。
正是在这种规模浩大气氛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中，宋朝培养出了懂得欣赏并参与其中的市民阶层，而这个阶层的观念趣味又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兴起发展，使得城内遍布酒楼茶肆，勾栏瓦舍，以满足市民丰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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