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与有幸 ——关于范增与范文程的思考
不幸与有幸
——关于范增与范文程的思考
范增与范文程同为著名谋臣，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但不同之中，亦有相通之处，做为谋臣的二人，实质上都是知识分子从政，也都面临着强权与良知，动机与效果诸多矛盾的煎熬，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影响着局势的变化，同时自身亦被形势所影响，潮起潮落，演出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谋士多出身于士人，即知识分子阶层，主要通过察举、征辟、科举以及其他方式选拔录用。范增与范文程则有所不同，他们的出仕则属于毛遂自荐。
范增，楚地居鄛人，出仕时已七十岁了。他的前半生，生活在战国末期，后半生绝大部分则是在秦代。当时天下“苦秦久矣”，改变这一现实，实现人生自我，这应是范增出仕的动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范增初涉政坛，就显示了他的卓而不凡。改变了陈胜死后群龙无首的局面，重新凝聚了人心，形成了新的领导集团，是秦末农民战争的一次大洗牌。对于推翻暴秦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其生命的最后四年，奏响了人生的最强音，可谓厚积薄发了。
范文程的出仕则较早，天命三年，奴尔哈赤下抚顺，范文程弟兄“仗剑谒军门”。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此后系列的征战，范文程多在行间。天命三年的范文程年方二十二岁，可谓英雄少年，以后政坛四十八年，历经磨练，终成“元辅高风”。对于范文程的入仕后金，原因虽多，最主要原因更在于明王朝的腐败，志士的报国无门，范氏原居于江西，明初贬居于沈阳。文程曾祖曾官居兵部尚书，后受严嵩排挤而去官。祖、父虽仕，但官轻言微。而明朝后期，宦官当权，党争频频，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犹其是当时辽东地区，则更为突出。而此时奴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和体纳贤良是不会不对他产生影响的。另外，士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动因。正心修身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这一理念培养出士人强烈的入仕精神和一种本能的干政参政意识。也最大的激发了士人献身国家，献身天下的创造精神，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也把范文程推上了政坛，开始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
做为文人从政，无怪乎两条道路，其一，委身于权势，改造自我，适应环境，失去人格的独立，成为强权的附庸甚至是帮凶。其二，则是坚持大义，坚持自我理想和信念，具有独立的人格，为实现政治理念而拼搏。如果没有这批人积极地参预和真诚的奉献，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范增和范文程无疑应属后者之列的。但出仕仅仅只是起点，以后不同的人生轨迹却给我们太多的思考。
苏轼认为范增的悲剧在于他拥立楚怀王，而项羽对怀王在项梁死后的有关做为是十分不满的。事实确也如此，但不应该仅仅如此，悲剧的酿成还应该和二人的性格及处世风格有关。项羽曾言“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即便观兵书学万人敌也是浅尝辄止。他的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确也使他在巨鹿之战后成为联军的共帅。他的英勇无畏抗击暴秦，也最终使他成为天下的霸王。但这些成果却也进一步的助长了他的尚武鄙文，刚愎自用。“力拔山兮气盖世，”最后兵败垓下时，仍认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自负之致，可谓造极。范增入仕已是七十高龄，此前居乡里，好奇谋，为乡人所重，以后进谏梁，义立怀王，又为天下所赞。随项羽征战，又多有贡献，被尊为亚父，虽谈不上恃才傲物，但处矜自傲还是有的。鸿门宴上“竖子不足与谋”之言虽是气急，但也不异于掴项羽的耳光子，此种情景，可见一斑。君臣关系在这样格局下，如果范增所进之言屡应不验，恐怕对他还形不成什么太大的麻烦，这倒是能够说明君主的英明和对臣下的宽仁。但是，一系列事实都屡验不爽时，就不那么简单了。东汉末年，沮授曾进言袁绍，袁绍不听，反倒将其治狱，当沮授听到袁绍败绩时，就认为自己死期不远了。在这点上，项羽虽与袁绍相通，但还一至于象对待沮授那样对待范增，他确实需要范增这样的人以供咨询，但君臣关系已是貌合神离之状，这恐怕就是陈平反间计得逞的内因吧。再则由于项羽用人不当，导致诸多人材降汉，尤其是自己宠爱有加的英布之叛，更是加剧了他对臣下的怀疑，而这时范增的旧痂重揭，使陈平并不怎么高明的计策竟也成功了。项羽竟然怀疑范增与刘邦暗中勾结，削夺其兵权，范增察觉到这种情况后大怒，随即还乡，未至彭城，便因疽病而死。怀忠而见疑，不为项羽所用，范增真的是不幸的。
范增是不幸的，范文程相对来说则是幸运的。他所侍奉的君主们英勇威猛可能都不如项羽，但谋略，用材等方面却是胜过项羽的。因为他们有接受先进文化强烈的愿望，更准确的来说这是一种需要。文献表明，清朝开创者奴尔哈赤从小就懂得满、蒙、汉三种语言，能阅读汉文、蒙文图书，最喜欢读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富于谋略的书。在其起兵之初，就聘浙江龚正六为师傅，教儿子们读书学习。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更是诸子中识字最多的一个，在重视汉文化，重用人材运用韬略上，比其父更为积极。这也是他在四大贝勒共治政局中得以提高地位，以至最后称帝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范文程的有幸则更在于自身。一方面他有令长官所倾目的才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名臣之后。史载他“少好读书，颖敏沉毅”，没有范增的那样戾气，至于以后历经锤炼，更使他武能征能，战必胜，攻必取，独挡一面；文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大河以北，传檄定也”，至于入关后，创制度，举贤才，求隐逸，兴屯田，更是萧何第二，面对这样一个既有超凡谋略，又能伏首苦干的贤才，又有谁不重用他呢？另外，范文程又深谙君臣之道。历经四朝，长青不老，其中亦有精妙。对于四大贝勒的争夺帝位，多尔兖的擅权，范文程选择了不阿附，不卷入，能够置身其外，所以，顺治八年，多尔兖死后，刚林、祁允格皆坐死，而范文程虽连座，但仅免官论赎，随即复官。不阿附不畏惧，能够持大义而又能善其身，以自己的行动去减少和避免政争的负面影响，非大义、大智、大勇难以为此事。范文程是无愧于“元辅高风”褒奖的。
车轮滚，向彭城，向居鄛而去，病痛莫大于心痛，哀莫大于心死，怀忠而见疑的范增赢得了后人的多少眼泪，又换来了多少人的叹息。就连他的政敌刘邦亦称赞道：“项羽有一范增而能用，此其为我擒也。”苏轼亦曰：“（范增）亦为人杰也。”其实，历史的来看，项羽和范增所主导的反秦的目的更倾向于割据状态的恢复。范增主持下的分封就是在维持项羽王霸天下的格局下，以新的割据代替旧的割据。虽说有魄力，但实践证明这是历史的倒退，分封本身就是缺乏战战略眼光的表现，后人对他评价之所以高更在于他的忠心不二和结局可怜之反差。从这角度来看，范增应该欣慰了，他是幸运的。
范文程却没有这样幸运，他是名臣之后，又是大明秀才，主动报效大清，已为遗老遗少们所微词，至于以后清政府为统治需要，修《明史》时，将降清的明臣们列入“二臣传”，则是过河拆桥之举。以上因素的存在无疑影响了对范文程的评价。如前所述。范文程的出仕是不同于明朝降官乡将们的折节事清的，他是在报国无门，士为知己，和建功立业的影响下自愿行为，另外，我们还要看他的行动，从其一生的诸多决策中，始终是贯彻“兵以义动，统一区夏”这一原则的，从其一生的政治生涯实践来看，亦是遵循怜民，爱民，惜民的，至于入关后，多尔衮和多铎的“雉发”、“屠城”，“圈地”等等种种事端，虽然责任不在范文程，但也却使他够难堪的了。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不尽一致，兢兢以 求利国利民却为人非，种种矛盾的煎熬着心灵，繁浩的政务折磨着身体，这难言的苦痛又能向谁说呢。史载他祭告太宗陵时，伏地哀恸不能起他的哀恸一则在于感念皇太极知遇之恩，二则何尝又不是为自己而悲哀呢，其实上人们所倡导的君臣大义，不事二姓，也确实铸就了士人忠心君主爱国的情操，但走入极端，也是含有浓厚的愚昧和愚忠色彩的，这些又培养了多少旧王朝的殉道士，造成了不少历史的悲剧，综合范文程的一生他加速了满朝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合，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虽说入关后的客观形势与范文程的初衷有所差异，但做为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强权下的政治家，能做到以上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如果我们能辩证地，而不是仅仅以本身就不很公平的标准来看待他的仕清，他应该是和诸葛亮，范仲淹，周恩来相媲美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他的有些评价确实有失公允了，范文程又是不幸的了。
历史已经逝去，但克罗齐却说“历史都是当代史，两位范公的不幸不应在当代继读不幸下去。如果能够以史为鉴，从体制上保证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材，那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幸，那将是中华民族复兴之大幸。
